【2020台灣大選】經濟指標的迷霧

撰文:陳炯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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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愛用數據闡明政績的馬英九,曾經被在野期間的蔡英文諷為「數字總統」,認為馬「只見數字,不見人民」,但蔡英文執政近四年,不但沒有如其選前主張的「點亮台灣」,帶領人民走出經濟民生困局,反而成了自己所厭惡的「數字總統」。
蔡英文過去在宣揚執政成績時,不時會用精選的數字、亮眼的口號和動人文案,說着「小英執政,三年有成」的故事。然而,被政治人物盲目迷信或用以自欺欺人的「失溫」數據,卻與台灣多數人的感受和真實生活處境有着巨大的鴻溝。假如執政者仍執迷於這些指標,深陷自我感覺良好的迷霧中,那台灣不可能會迎向公平正義。

香港01台灣大選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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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執政期間數度自信爆棚地利用「失業率創新低」大做文章,日前更高調指出:「我不說你不知道,這兩年的失業率,是十九年來的低點!」

穿越「失業率創新低」迷霧

當然,高失業率絕不是什麼好事情,因為它意味着人才的浪費,也帶給失業者金錢和精神上的痛苦。只不過,單憑「失業率下降」,是否就能說台灣經濟和就業環境好轉?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根據台灣主計總處2018年的失業率統計,台灣全年平均失業率雖然只有3.7%,但20至24歲的青年平均失業率卻高達12%,而這數據自2008年以來就一直居高不下。假如一個社會最富有生產力和創造力的青年群體,其失業率卻是平均失業率的三倍,且大學生居多,這樣的失業情景,難道還值得執政者高聲歡呼嗎?

長期關注青年就業問題的台灣中正大學社福系博士候選人劉侑學向《香港01》表示,「政府在看待失業率時,不能只是看見失業率下降就很開心。」如何解讀青年世代的高失業率?相較於將問題歸因於個人因素,說「年輕人抗壓力過低」、「就業意願不足」和「缺乏技能」等,劉侑學更關注就業環境,比方說,產業結構並未跟着高等教育的擴張轉型,勞動力市場的工資福利太低、缺乏前景。

對於大專以上青年失業率偏高的現象,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表示,雖然從教育程度來看,大專以上的失業率較高,但找不到好工作卻是當前青年世代共同面對的困境。儘管現在青年勞動力質素普遍提升,但他們的薪資水平和事業前景,不論藍領、白領都遠不及於其父母輩。

據台灣歷年來官方相關的調查,失業者有工作機會但沒去就業,主要原因是「待遇不符期望」。林柏儀認為,多數青年不是沒有就業意願或是眼高手低,而是當前就業市場難以滿足青年世代的就業期望。

根據台灣主計總處2018年的失業率統計,20至24歲的青年平均失業率高達12%。圖為台灣青年參加就業博覽會。(中央社)

沒好工跟沒工作一樣嚴重

誠如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ilitz)的提醒,低失業率看起來不錯,但部份原因是很多人放棄就業或勉強接受兼職工作,「有工作」可不等於有「好工作」。對此,只要看看台灣滿街拼命趕時間、搶訂單的美食平台外送員,以及充斥於政府部門內大量被當成「免洗筷(即用即棄筷子)」運用的外判勞工,就能了解到問題的嚴重性。

當就業市場充斥短期、不穩定的工作,揭示了「整體失業率下降」不能反映的真相:社會上有愈來愈多人在迫於經濟壓力、償付就學貸款等無奈現實下,沒有不工作的「本錢」,只能勉為其難地接受「非典型」工作,成為「不穩定的無產階級」。

據台灣官方統計,這類通常與「窮忙」、「無職涯前景」和「勞權弱勢」畫上等號的「非典型」就業隊伍,最近二十年來日益龐大,如今已增長至81.4萬人,近十年來,非典型工作者的平均年增長率,約為正職工作者的三倍左右。

這類通常與「窮忙」、「無職涯前景」和「勞權弱勢」畫上等號的「非典型」就業隊伍,最近二十年來日益龐大,如今已增長至81.4萬人。(多維新聞/蔡苡柔攝)

海漂族「用腳投票」逃離低薪之島

台灣的就業環境好不好,也可以從能否留住人才窺知一二。據台灣官方估計,2018年台灣赴海外工作人數增加至73.7萬,續創「歷史新高」。「海漂族」以30至49歲大專以上的青壯年為主,又以赴陸港澳工作最多,達40.4萬人。

當有愈來愈多年輕人和專業人士為了自身的工作前途而飄向海外,就等於「用腳投票」,而這一票是對台灣就業環境與前景的「不信任」票。在全球化時代,人才流動本來就是尋常的事情,但假如人們「出逃」的原因,是因為台灣的低薪和找不到實現事業目標的舞台,這就是執政者應格外留意的警訊。

如果台灣連自身培養出來的年輕博士生也只能當個領微薄時薪的「流浪教師」,無法根留台灣發揮教研專長,唯有赴大陸才有望找到看得到前景的教研機會,這相當程度反映出台灣就業環境的惡劣。

2018年6月,第十六屆海峽兩岸人才交流合作大會在福州舉行。大會設立省內高校招聘台灣博士專區。(中新社)

台灣勞工的鬱悶「薪情」

儘管蔡英文在展現其執政成績單時,相當得意地說「民主可以當飯吃」,但是,民眾口袋的工資仍然追不上十六年前的水平,既趕不上日常柴米油鹽等物價的攀升,也與GDP的增長脫鈎,個別家庭的中位數所得更是高攀不起已經飆漲至國際公認「極度無法負擔」的房價。

蔡英文政府議論勞工薪資時,最常說的是「基本薪資連年漲」和「平均薪資創新高」,但這兩項經濟表現,卻無法適切地反映多數勞工的鬱悶「薪情」。「基本薪資連年漲」固然是好事,但蔡英文沒說的是,台灣基本工資的調幅仍相當保守,經常被拙劣引用的「平均薪資創新高」更是讓民眾無感。

根據最新的薪資中位數資料,台灣有半數勞工平均月入不到4.1萬元新台幣(約1.05萬港元),近七成勞工的薪資並沒有達到政治人物所高調宣傳的「平均數」標準。無怪乎,美國經濟分析局前局長Steve Landefeld會說,「中位數的政治敏感性,其訴說的故事可能會讓一些政治人物不舒服。」

儘管台灣高工時低工資的「窮忙」難題未被有力改善,但蔡英文仍不斷主張台灣經濟正處於「過去二十年來最好的狀態」,其依據就是「GDP的成長表現」,好像GDP增長、企業獲利後就自動會發生滴漏效應,人們就能雨露均霑。

事實上,從GDP的流向來看,對大多數人而言,當前的台灣絕非處於二十年來經濟狀況最好的時候。這點既可從資本家和大股東所仰賴的「營業盈餘」佔GDP比重穩定上升,但「受僱人員報酬」佔GDP比重向下滑落可知,也可從人們實質薪資零成長見分曉。

台灣世新大學社會發展學系教授陳信行向《香港01》表示,1949至1980年代間,台灣的GDP增長跟人民福祉之所以表面上看似有關聯,是特定歷史時空背景下的巧合,當時社會雖然處於政治的高壓、戒嚴,但家庭收入基本上是平等的狀態,強化了「GDP與人民福祉有關」,以及「只要資本家賺錢,工人就會漲工資」的意識形態。這個歷史經驗曾經「正確」,但自八十年代起,隨着故事的發展而漸漸變得「不對」。

陳信行指出,台灣社會收入不平等的問題愈來愈嚴重,GDP帳面的增長跟一般民眾收入和消費能力增長之間幾乎脫鈎。這樣的客觀事實更加顯示,GDP不能代表人民的福祉。

台灣的「民主化」進程明白揭示,只有政治領域的民主,並不能讓社會多數成員同享社會所共創和積累的財富,只是讓「1%所有、1%所治、1%所享」。(Remi Yuan /unsplash)

拼「有感」經濟 擘劃經濟民主願景

過去三年多來,蔡英文執政下的台灣真的是身處二十年來經濟最好的狀態嗎?想必只有高居經濟分配結構頂層的1%既得利益者會私自暗地裏點頭稱「是」,但其餘99%的普羅大眾不是「無感」,就是滿腹的「悲、恨、怨、幹」。

「民主」不是不能當飯吃,但這樣的民主壓根與「選舉式民主」和冷戰意識形態下的「自由民主」無關。假如台灣的經濟規則和分配結構仍是由資本霸權主導,經濟發展純粹是為盤踞利益結構頂層的政商集團所服務,那麼普羅大眾肯定要餓着肚子,看着頂層菁英大快朵頤。

台灣的「民主化」進程明白揭示,只有政治領域的民主,並不能讓社會多數成員同享社會所共創和積累的財富,只是讓「1%所有、1%所治、1%所享」。「對抗威權統治、爭取政治民主」曾經是凝聚台灣社會團結、引領社會進步的改革共識與願景,但在告別威權統治後,台灣民主政治的運作,不是淪為政黨角逐權力的惡鬥,就是執政者化身為資本利益的代言人。有多少人能意識到,「經濟不民主」是當前台灣社會最根本的危機?它既扼殺了經濟的活力與創新能力,也是民粹政治的溫床,各種社會亂象和動盪的元兇。

展望未來,台灣絕非只要四年投一票的民主權利,也不是一個「數字總統」,而是亟需能消弭「經濟成長,民眾卻無感」此一鴻溝的經濟民主願景及政治實踐。

上文刊登於第197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月13日)《經濟指標的迷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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