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三箭」皆落空 日本經濟難見曙光
這本是一場可以避免的衰退，奈何安倍政府堅持上調消費稅，最終讓日本經濟承擔了這個政策後果——季度GDP下滑6.3%。這一結果固然反映了日本國民的消費意欲仍受上世紀九十年代泡沫經濟爆破後的拘謹風氣影響，對物價變動異常敏感；更重要的是，它暴露了安倍政府表面上宣稱要實施「機動靈活的財政政策」，骨子裏卻一如既往抱持對「平衡預算」的執念。
如今，安倍自己也成了上調消費稅的受害者。由於經濟前景黯淡，再加上應對疫情不力和公款招待支持者賞櫻等事件的影響，日本富士電視台最新民調顯示，安倍內閣的支持率僅為36.2%，不支持率高達46.7%。時隔19個月，不支持率首次超過支持率，反映日本民眾極度不滿。
不得不發的兩支箭
半年時間，天地色變。半年前，安倍內閣仍沉浸在經濟輕微增長、奧運即將到來的喜悅中；半年後，GDP陡然翻轉，「黑天鵝」出現，希望日本經濟能在奧運會前實現平穩過度的可能性正不斷縮小。作為日本歷史上在任時間最長的首相，安倍無疑想在任內為自己留下一個值得被銘記的功績，但其任期將於明年9月結束，他亦多次表明不會再尋求連任，要在剩下的一年多挺過這個突如其來的危機，安倍恐怕不得不故技重施「安倍經濟學」中的前兩支箭，即「大膽的貨幣政策」和「機動靈活的財政政策」。
這或許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安倍在任七年來，日本央行配合「安倍經濟學」實施「大膽的貨幣政策」，從零利率到負利率，從量化寬鬆（QE）到質化量化寬鬆（QQE），亦步亦趨，步步加碼。而今，日本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已是日本經濟體量逾兩倍，外界普遍懷疑日本央行繼續實施寬鬆貨幣政策的空間。不過，廖敏雄分析，貨幣寬鬆的空間仍然存在，「貨幣政策可能還會演變，比如更大範圍的yield cap（收益率上限），或稱為yield curve control（收益率曲線控制），而且，日本是G4（英國、日本、美國、歐元區）央行中唯一購買股票的，因此，它甚至可能擴大資產購買的範圍。」
相較於其他發達經濟體，「安倍經濟學」推行的貨幣政策的確大膽，也總是走在前頭，但這大膽不是沒有代價的。廖敏雄提醒，與其他發達市場一樣，日本的貨幣政策旨在追求通脹，但存在兩個問題。首先是效果成疑，「貨幣政策存在不對稱性，（通過實施常規貨幣政策）來打擊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高通脹或後來的壓低通脹水平是很有效的，但反過來則不行，會出現『推繩子』效應」；其次是拖延解決問題，「貨幣政策極端掩蓋了日本結構性問題（企富民窮），把矛盾往後推，造成金融資產價格上升，加劇貧富懸殊。」
至於「機動靈活的財政政策」，亦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財政政策是無奈之舉，因為唯一可以擴張的資產負債表也就剩下政府了。正好央行（將債務）貨幣化，一切就順理成章了。」廖敏雄分析，儘管日本近三年的私人部門債務下降了不少，但家庭的資產負債表正在惡化，「因為一方面資產端沒什麼可增加的，收入也不見增長，現在負利率時代更是如此」；企業則對前景不樂觀，又或者不思進取，故持有大量現金，「結果是私人部門持續存在盈餘」。
國際收支方面，日本的內需疲弱，「產品策略又出現問題，過往風靡全球的電子消費品風光不再，再加上全球貿易受到貿易戰和疫情的衝擊，整條產業鏈都受影響，自然難以出現盈餘。」廖敏雄總結：「在全球貿易摩擦不斷升溫的背景下，日本經常帳盈餘不可能維持在高水平，這意味着政府預算赤字將持續，按此推斷，公共債務繼續大幅上升是必然的事。」
儘管如此，日本累積的龐大公共債務出現危機的幾率暫時仍不大。廖敏雄解釋：「全球還處於安全資產缺乏的狀態，2012至2016年期間，全球主要發達市場的發債量減少，再加上歐洲和日本的國債市場供給基本上都被央行包攬，東亞的過剩儲蓄盈餘整體上並沒有減少，若加上中北歐的部份，甚至還有增加。也就是說，在市場仍相信各國政府暫時無意擴大政府赤字之前（除了個別國家，例如英美日），新增的國債或高級別債券（甚至低級別）發行會很快被市場吸收。」
說好的結構性改革呢？
餘下一年多時間，若安倍政府控制好疫情、奧運能如期舉行，輔以人們習以為常的這「兩支箭」，日本經濟或許不會有太多變化——增長可能不強勁，但也不至於太差。然而，這並不代表日本可以就此高枕無憂。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是一種管理內需的工具，前者通過影響利率，期望私人部門提前支出，後者通過直接增加政府支出刺激經濟增長。對於調節經濟波動，短期內都是有用的。但如果一個國家潛在的增長只有零左右，假設這些政策短期內能提振一個百分點，那也就只有1%左右，但這是成功還是不成功？」廖敏雄指出，日本最終的病根還在於潛在經濟增長幾乎為零。「原因？」「有時是債務，有時是人口，有時是經濟結構失衡，（這些問題）日本都有。」
法國外貿銀行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學家艾西亞（Alicia Garcia-Herrero）在接受《香港01》訪問時亦提到，日本經濟面臨的更根本問題是人口老化，以及低勞動生產率（labor productivity）拖累潛在經濟增長，「而唯一的解決之道是輸入外來勞動力，提高創新能力，以及透過勞工市場改革提升勞動生產率。」
艾西亞的一項研究發現，企業資本投資不足和要素生產率（TFP）下滑，是日本勞動生產率低的主要原因。要素生產率之所以下滑，問題緣於日本的經濟結構轉型。首先，日本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普遍較高，但產業空心化的過程降低了製造業佔整體經濟的份額；而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服務業份額雖然相應有所提升，但在資訊科技（IT）投資方面卻嚴重滯後。由此又催生出一個低效的兩級勞動力市場：一方面，儘管製造業、金融和資訊科技業通常是最有生產力的大企業，卻很少新增就業崗位，且一般實行終身僱用制；另一方面，大量創造就業的中小企業為了減低成本和培訓費用，大量聘請派遣和約聘工人，後者恰恰構成了日本新增勞動就業的主力軍。與此同時，大企業的終身僱員和中小企業的派遣、約聘工人的薪資差距愈拉愈大。長此以往，日本整體勞工的勞動技能未得到有效提升，勞動生產率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持續走下坡。
這種結構性的制約決定了安倍政府「第三支箭」的相關措施只能收效甚微。過去七年，安倍內閣年年向企業界喊話，要求企業大膽投資新業務並提升勞工薪資，希望透過薪資增長抬高物價和通脹、促進私人消費，刺激經濟良性增長。但實際上，過去七年，日本的實際工資只有2016年和2018年實現幅度不超過2%的正增長，其餘皆為負數。「這是因為實行終身僱用制的大企業不願或很少創造就業；而生產力較低的行業雖然創造了大部份新增職位，但這些工作薪資普遍較低，合約也更短更靈活。」因此，艾西亞道出政府施壓企業加薪未能奏效的原因：「即便大企業遵從政府要求加薪，中小企業也不會跟從，因為它們的低勞動生產率無法合理化薪資增長。」
類似的現象是近來許多發達經濟體的通病，面對薪資和經濟長期停滯（所謂「失落的三十年」），歐美發達經濟體通常表現為民粹崛起，國民怨聲載道，要求實現財富再分配。而日本有自己獨特的應對方式。「從七十年代的高增長到之後長時間無增長的失落，對前景無望，即無論如何掙扎都不會有上升的空間，這是多麼絕望，而愈絕望就愈低迷，形成一個feedback loop。然而，日本不存在工資向下僵性（downward wage rigidity），即員工願意接受在經濟不景氣時降薪以維持企業利潤，甚至可以接受用一輩子來還債……全世界最該出現民粹主義的地方其實是日本，卻沒有。」廖敏雄認為，這或許與日本人強調服從、順從的民族性有關，也可能是世世代代的社會等級觀念在「作祟」。
無論如何，結構性改革還是需要推進，只是說易行難。「安倍之前的努力很多在勸企業增加工資，這不是很成功，也不是根本。『安倍經濟學』並不是正確的解決辦法，除非能打破一些傳統的社會理念，但日產汽車前董事長戈恩（Carlos Ghosn）之事說明這不僅不可能，甚至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根深柢固……又或者，生產率會因人工智能而騰飛？」面對如此盤根錯節、因循守舊的社會情況，廖敏雄也說不好到底日本經濟的曙光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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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04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9日）《結構性改革欠奉 日本經濟難見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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