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西方法治體系中，「無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被視為司法公正的基石——任何主體在被依法證明有責之前，應被視為清白。這一原則不僅適用於刑事被告，也延伸至企業治理爭議中的權利保障——未經充分證據與正當程序，不得剝奪其財產、控制權或經營自主性。

然而，在安世半導體（Nexperia）控制權之爭中，荷蘭法院的操作卻呈現出令人不安的背離。它未待調查完成，便先行凍結中資股東99%的投票權；未經聽證質證，就暫停中國籍CEO職務；更以「存在合理懷疑」為由，將一家正常運營的跨國企業置於事實上的「預防性接管」之下。

這種「先處罰、後查證」的做法，本質上是對程序正義的倒置。它將本應作為結論的「責任認定」，提前轉化為干預措施的前提，使「調查」淪為對既成事實的追認。這不僅違背了《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關於公平審判的核心精神，也動搖了投資者對歐洲法治環境的基本信任。當司法機關以「臨時措施」之名行「實質性懲罰」之即時，所謂「無罪推定」便成為空洞口號。

事件最新進展進一步印證了這一趨勢。2026年1月11日，阿姆斯特丹上訴法院（Amsterdam Court of Appeal）正式裁定，維持此前所有臨時措施，繼續暫停安世半導體中國籍CEO張學政的職務，將公司決策權交由歐洲董事團隊，並正式啟動對公司「管理不善」的正式調查。這意味着，聞泰科技（Wingtech）——這家中國民企作為安世半導體100%控股股東——在重新奪回子公司控制權的法律鬥爭中再度敗訴。而這場司法僵局的代價正由實體經濟承擔。由於中歐業務割裂，安世半導體全球供應鏈持續紊亂，已導致部分歐洲汽車工廠面臨停產風險，危機正在延長。

回顧整個過程，荷蘭政府早在2025年9月便以「國家安全」和「公司治理缺陷」為由，援引冷戰時期的《物資供應法》強行介入安世運營。10月初，阿姆斯特丹企業法庭在未給予中方充分申辯機會的情況下，閃電裁決暫停張學政職務，並任命第三方託管人接管公司。

如今，法院又以「調查需時」為由，無限期延續這些限制性措施，並坦言此類調查「超過六個月也並不少見」。換言之，聞泰科技作為合法股東，可能在長達一年甚至更久的時間內被剝奪基本治理權利，而無需承擔任何舉證責任。

更值得警惕的是，法院在裁決中聲稱「有跡象表明張學政在制裁威脅下未經內部協商改變公司策略」，卻未提供確鑿證據。聞泰科技反駁稱，相關指控源於三名外籍高管的單方面陳述，且所謂「技術轉移」實為正常商業協同。事實上，在聞泰控股期間，安世半導體營收從2019年的不足百億增至2024年的147億人民幣，毛利率提升近20個百分點，並實現零負債運營——這樣的業績表現，竟被定義為「管理不善」，令人匪夷所思。

諷刺的是，當初似乎是荷蘭政府配合美國2025年9月29日出台的「出口管制穿透規則」（將實體清單企業持股超50%的子公司一併制裁），才迅速啟動對安世的干預。法庭文件顯示，美方早在2024年6月就向荷方明確表示：「若要獲得豁免，必須更換中國籍CEO。」

荷蘭經濟部雖公開否認受美指使，稱時機「純屬巧合」，但行動節奏之緊密、手段之精準，難掩其作為美國對華科技遏制戰略「馬前卒」的角色。如今，荷蘭法院一面高舉「保障供應鏈穩定」之旗，一面卻無視其自身干預正是造成供應鏈斷裂的根源。

歸根結底，法治不應成為地緣政治的遮羞布。當「無罪推定」僅適用於西方企業，而對中國投資者則代之以「有罪預設」；當「程序正義」在涉及中國資本時可被輕易擱置，所謂的「歐洲法治例外主義」便不再是理論假設，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

荷蘭法院若真秉持中立與公正，就應儘快完成調查、作出終裁，而非讓一家合法經營的企業在「臨時措施」的陰影下無限期煎熬。否則，這場所謂的「司法程序」，終將損害的不僅是聞泰科技的利益，更是歐洲引以為傲的法治聲譽、契約精神與全球投資者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