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的新一波亂局持續已逾三週，作為中東地區的「近鄰」，歐洲高度承壓。歐洲在美以伊戰事中陷入了一個極為尷尬的境地：其既非戰事走向的決策者，也非具有實質影響力的調停者，而是淪為事發前多不知情、事發後又無能為力的旁觀者和承受著不斷外溢損失的受害者。在這場影響深遠的地緣事件中，歐洲的地緣分量進一步變輕了。

一、安全失能

中東戰事讓歐洲本就脆弱的安全布局雪上加霜。

一是歐洲的援烏抗俄政策遭遇重大挑戰。美以伊戰事的爆發導致西方尤其是美國安全資源向中東戰場分流，這客觀上將導致烏克蘭在俄烏戰場上處於更不利的地位。歐盟外交與安全高級代表卡拉斯表示，中東和烏克蘭都在爭奪同樣的資源，而「美國的主要注意力在中東」。

根據美國智庫預測，美國「愛國者」導彈的產能為每年270枚，而在中東戰事爆發不到兩周的時間，美國及其海灣盟友就消耗了超過1000枚。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也公開承認，中東戰事讓美國武器庫存加速消耗，這降低了烏克蘭獲得更多軍援的機會。烏克蘭曾表示願意向中東派出反無人機小組，試圖以此換取美國繼續援助，但被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川普）無情拒絕。

同時，戰事引發的全球能源危機對烏克蘭不利。全球能源價格上漲不僅為俄羅斯帶來了更多的收入，也使得美西方對俄羅斯能源制裁變得更加非理性和不可持續。3月12日，美國率先宣布放鬆對俄石油制裁，授權允許從美東時間3月12日至4月11日對已經裝船的俄羅斯原油或石油產品進行銷售、交付和卸貨等交易。這一舉措客觀上讓歐洲單方面對俄羅斯的能源制裁變得難以執行，制裁規避的難度大大降低。

能源分析公司Kpler貨運追蹤數據顯示，目前有大量俄羅斯原油貨物「漂在海上」，其中大部分正橫渡印度洋駛往印度港口。而歐洲內部也出現了同步放寬制裁的討論，澤連斯基甚至在3月14日訪法期間公開向馬克龍（Emmanuel Macron）發難，質疑歐洲「是否已經達成共識要放鬆對俄羅斯制裁」。

二是北約的安全同盟地位再遭攻訐。特朗普二任以來，頻繁質疑北約對美國的價值，認為如果美國有需要，北約盟國並不會來支援美國。中東戰事的進展似乎為特朗普這一觀點提供了一個有效的論據。3月15日，特朗普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表示，北約一直都是一條「單行道」，抱怨歐洲盟友並未在中東問題上和美國站在一起，還表示英國可能會在伊朗威脅消滅之後派兩艘船瓜分勝利果實。特朗普甚至威脅稱，如果美國盟友不協助打通霍爾木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北約將面臨「非常糟糕的未來」。

三是歐洲的邊境安全日益承壓。周邊安全環境被破壞，歐洲面臨越來越大的「輸入型」安全壓力。軍事上，3月1日—2日，塞浦路斯境內一處英軍基地據稱遭到伊朗無人機襲擊。這讓歐洲人心惶惶，也迫使歐洲多國採取「防禦性軍事行動」，增加在塞浦路斯的軍事存在。社會上，戰事爆發後，歐洲刑警組織發布警告稱，美以伊戰事將對歐盟社會「產生直接影響」，包括恐怖主義、網絡犯罪和暴力極端主義在內的多重安全威脅升級。地區形勢動蕩還可能會增加歐洲的難民輸入壓力。德國洛克伍爾基金會（ROCKWOOL Foundation Berlin）宣稱，德國將成為逃離戰亂的伊朗人「最熱門的目的地」，「28%的伊朗人都表示可能前往德國避難」。

二、經濟「失血」

本次戰事讓歐洲能源政策退無可退，經濟增長進無可進。

俄烏衝突爆發以來，歐洲推行「能源脫俄」政策，與中東國家建立能源夥伴關係是重要一環。本次美以伊戰事爆發後，歐洲被迫面臨更加激烈的全球能源市場競爭，擡升了歐洲發生能源危機的風險。一是「氣荒」。歐洲2026年初的天然氣庫存水平遠低於近年來的水平，截至2026年2月底庫存僅為460億立方米，而2025年和2024年則分別為600億和770億立方米。在經由霍爾木茲海峽的液化天然氣運輸受限情況下，歐洲被迫與其他地區買家在現貨市場上爭奪能源。

分析機構SEB Research預測，來自亞洲經濟體的競爭，可能讓歐洲失去約550萬噸的液化天然氣供應。二是「油貴」。國際能源署的數據顯示，3月份全球的石油供應預計每天減少800萬桶。在戰事進入第三週時，國際油價站在了100美元以上的高位。在傳導效應下，歐洲的能源成本顯著提高，甚至走到了危機的邊緣。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3月11日在歐洲議會表示，衝突爆發十多天，歐洲納稅人已為化石能源進口額外承擔了30億歐元的支出。歐洲能源在主動脫俄的背景下，可能面臨被動「去中東化」、且「唯美獨尊」的新格局，能源結構的脆弱性將越來越深。

能源成本的上升，對歐洲本就承壓的經濟系統而言是致命打擊。歐盟委員會經濟委員東布羅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表示，布蘭特原油價格維持在每桶100美元意味著2026年歐盟通脹會超過3%，2026年的經濟增長也將較此前預測的1.4%降低0.4個百分點。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格里姆（Veronika Grimm）在德國《商報》（Handelsblatt）撰文表示，「這意味著人們對經濟復蘇的希望再次落空」。此外，中東戰事也將推升全球貨運成本，造成貿易中斷，這對歐洲這一貿易巨頭而言也是壞消息。

三、政治失語

其一，中東戰事讓歐洲再次陷入立場分裂。美以發動襲擊後，西班牙率先表示不支持美國襲擊伊朗，還決定阻止美國使用位於西班牙的羅塔海軍基地（Naval Station Rota）和莫龍空軍基地（Morón Air Base）參與任何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並永久召回了駐以大使。法國、荷蘭等國也開始質疑美以的行動「不符合國際法」。但部分歐盟機構領導人與德、英等國的立場則較為曖昧。

馮德萊恩公開表示「無需為伊朗政權垮臺而流淚」。德國總理默茨（Friedrich Merz）也表示不能對美國說教，在白宮面對特朗普公然攻訐西班牙、英國並威脅升級對歐貿易戰時他也竟一言不發。這不僅讓德國在歐盟內部的領導力大打折扣，默茨本人也因此在歐盟內和德國內部受到嚴厲指責。

而在歐盟層面，中東戰事還讓歐盟的「內鬥」進一步暴露。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Kaja Kallas）本應是歐盟外交政策的代言人，但中東戰事爆發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卻率先一步與歐盟和中東國家領導人進行了數十次通話，其公開表示的立場也遠遠超出了歐盟成員國的共識立場。這引發了卡拉斯和一眾成員國的不滿，將馮德萊恩與卡拉斯長期以來的不合公開暴露。

其二，歐洲外交「中間人」的信譽再度受損。在伊朗核問題上，歐洲一直以來在美伊之間發揮著「可信中間人」的角色，並促進了2015年伊核問題《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的達成。然而在本次中東戰事中，歐洲不僅在該地區失去了「存在感」和影響力，也失去了伊朗的信任。3月12日，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公開發文稱，「面對美國和以色列的侵略、暴行，歐盟的漠視和默許無異於是一種共謀」。歐洲在中東問題上難以再扮演斡旋調和的中立角色，其地區影響力勢必也將大打折扣。歐盟前任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也表示，歐盟應更明確地譴責違反國際法的行為，「無論是對俄羅斯、以色列還是美國」「選擇性地使用國際法將導致歐盟失去信譽」。

大爭之世下，當美俄都在根據自身利益塑造地緣格局時，歐洲卻在東、西、南三個方向持續面臨戰略屢遭意外、利益持續受損、地緣位置滑坡的境地。或許對歐洲而言，逐漸喪失維護自己利益的能力和被認真對待的資格才是最為沉痛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