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評論】中國P2P網貸年考：十年狂奔後 結果是一片狼藉？
據中國第三方機構「網貸之家」統計，截至12月25日，在已收錄的6,611家網絡借貸平台中，停業及轉型平台累計達到3,307家，問題平台數量2,919家，正常運行平台僅有385家，按這一數據計算，網貸平台留存率只有5.82%。
2019年，中國很多地方政府對網貸平台進行了「一刀切」式的專項整治。大量平台關停。十多年間，網貸行業上演一出「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的大戲，令人唏噓。
從無到有「野蠻生長」
回溯中國網貸平台發展，2007年網絡借貸開始在中國興起。這一階段，基本照搬歐美個人對個人借貸（Peer To Peer Lending，P2P）的模式。標的物沒有抵押或者擔保，平台只負責信息撮合。
2012年，P2P這一名字逐漸進入公眾視野，對於大多數人它都是「新鮮事物」。由於沒有成熟的法律約束和政府監管的滯後，P2P開始迅速擴張，運營平台數量從2012年的不足50家發展到2014年末的2,200餘家。
隨着規模的快速擴張，一些平台為吸引客戶和資金採取了自行擔保的業務模式。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豔認為，中國國內的居民投資渠道有限，缺乏有效的投資工具，普通投資者習慣於銀行理財產品的剛性兑付。大多數投資者認為P2P項目與銀行存款和理財產品類似，平台必須確保自己拿到本金和利息。平台也正式看中這一特性進行自行擔保，承諾剛兑。
剛兑的直接後果是一旦大量借款人違約，或平台資金無法滿足運營需要，平台無法保證投資人大量提現收回資金，最終造成擠兑。
2014年全年P2P網貸成交額達到3,291億元（人民幣‧下同），而倒閉、跑路、提現困難等各種的問題平台開始陸續出現，當年累計達287家。這兩個數字分別比2013年增長了268.83%及282.67%。
從曖昧到嚴管
「在中國搞金融其實是很容易的，尤其對於新生事物，環境很寬鬆，政府一般都會放手讓市場去做，做得好自然好，做不好再秋後算賬。」中國某地產行業首席經濟學家曾這樣點評監管與金融市場的關係。
P2P行業的發展，似乎印證了這一規律。P2P曾經一度被中共視為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重要手段。「黨中央、國務院鼓勵支持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因為這是一項金融創新，是科技發展在金融領域的應用。」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央行主管媒體《中國金融》雜誌上發表文章。2015年9月16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中，曾明確「以眾籌促融資。發展實物、股權眾籌和網絡借貸，有效拓寬金融體系服務創業創新的新渠道新功能」。
在缺乏制度約束的情況下，政府對於網絡借貸的態度曖昧，甚至是鼓勵，掩蓋了行業本身存在的問題。
但政府這樣的態度也並不是所有的官員都贊同，被譽為「政壇不倒翁」的黃奇帆在履職重慶時，對於小貸公司的態度是「一概禁止」。黃奇帆回憶：「阿里巴巴剛搞小額貸款業務時，馬雲跟我說，他想註冊個小貸公司。我對網絡小貸P2P恰恰是最反對的，我在重慶沒有批過一個。」
可惜的是，這樣的聲音在當時並不是主流。到2015年11月，中國運營P2P網貸業務的平台達到了頂峰，3,579家平台參與其中。而它們並不知道的是，P2P行業馬上就要「變天」了。
亂象頻出引發群訪
2016年初，中國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將互聯網金融列為年度重點工作。但表述口徑卻由之前的「促進」「支持」變為「規範發展」，業內人士普遍認為這是監管趨嚴的信號。回過頭再看時，2016年被稱為網貸從業者稱為「監管元年」。
多個網貸平台倒下
2016年4月，中國國務院聯合14個部委在全國範圍內啟動有關互聯網金融領域的專項整治，為期一年。但同時，E租寶及善林金融等代表性頭部平台相繼倒下。以E租寶案為例，涉及賬戶90萬個，累計金額超過500億元。
2017年，中國監管機構連發數文，直指網貸平台挪用用戶資金、設立資金池、借新還舊等種種亂象。並要求個地方政府對轄區內註冊公司實行備案制，在2018年6月底前全部完成轄區內網貸平台的備案工作。備案未完成前，平台不得新增違規業務，同時對存量的不合規業務進行清理，對於無法完成備案的平台，要逐步退出P2P行業。
合規備案造成前期積累的存量違規業務難以出清，平台運營成本大增。統計顯示，到2018年7月末，交易規模排名前50的網貸平台待收餘額4,067億元，僅7月29日一天，平台資金流出就達5.75億元。投資者恐慌性地將資金回撤，更加重了平台流動性壓力，不少平台選擇「跑路」，2018年6月，僅一週時間就有超過40家平台倒閉，越來越多的用戶血本無歸。
截至2018年7月末，累計問題平台達2,286家，其中跑路平台佔比52.24%，提現困難佔比46.07%，僅有1.68%的平台經偵介入。多方投訴無門的用戶終於爆發，2018年8月6日，數萬名網貸受害者聚集到北京金融街監管機構門前，希望政府能夠出面儘快嚴懲問題網貸公司，保護投資者權益，部分激動的投資者甚至與維持秩序的警察發生了衝突。。
受害人要上訪非易事
「能來到北京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我們中的一些人，沒有上火車就被當地政府信訪部門的人攔了下來。我們核心的訴求有兩個，第一，希望政府能和投資者建立一個良性互動的機制，這樣也利於經偵」來自浙江的馬先生是一家名為「唐小僧」網貸平台的受害者。
平台投資者為了維權，自發組建了按照地區劃分的社交媒體群，彙總全國各地的受害人名單並簽名。不過，中國國家信訪局並沒有受理他們精心整理的信訪材料。
一位不願具名的地方信訪部門官員表示，原則上已經被公安經偵立案的，信訪部門不能受理，處理結果以公安調查為準。對於唐小僧的受害者而言，經偵立案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2018年，在發生問題的2,286家平台中平台，跑路平台佔比52.24%，提現困難佔比46.07%，僅有1.68%的平台經偵介入。
北京某律師事務所律師表示，這類經濟糾紛，在立案時出於方便辦案偵查的考慮，有些案件會在被告人所在屬地立案；有些則是為了方便原告或者受害人第一時間得到幫助，就近到公安機關報案。但在實際偵辦過程中，這兩類情況可能會成為不同屬地公安機關相互推諉不予立案的理由
唐小僧引致眾多受害人損失逾50億元
即便立案之後，經過漫長的司法程序，最後受害人能獲得多少賠償也是個未知數。根據此前選取的12家已宣判P2P網貸平台作為研究樣本發現，各家P2P網貸平台的賠付比例相差較大。最少的賠付金額僅為投資金額的12%，最多的也不過60%。
案發時，「唐小僧」平台造成11萬被害人實際經濟損失約50.4億元。2019年9月，該案在上海一審開庭，截至發稿，參與庭審旁聽的「唐小僧」維權人士表示，庭審的情況不如預期，一審沒有做出判決，檢察院要求補充偵查，目前凍結的財產不多。
「一刀切」清退背後
2019年，中國政府對網貸行業的約束更加嚴格。據不完全統計，至少有18個省市公布了P2P清退名單。在公布清退名單的地區中，湖南省、山東省、廣州市、重慶市、河南省均表示，2016年至今未有一家平台完全合規，其中，湖南、重慶表示要「一刀切」，對P2P網貸業務一併予以取締。不過，上海互聯網金融協會否認對網貸平台「一刀切」，稱「稱上海市及全國網貸平台將陸續停止相關業務」。
P2P行業十年急速狂奔，充分暴露了中國網絡借貸行業缺乏全面細緻的監管，進一步講，政府對於新生行業監管寬鬆，相關的法律框架和制度設計與快速發展的行業脱節。事態惡化後「亡羊補牢」的手段又顯得太過簡單粗暴。由於違法成本太低，政府希望的網絡借貸「普惠」最終變成了企業監管套利基礎上的「普騙」，不少企業披着金融創新的外衣，行龐氏騙局之實。
周小川也在公開場合反思：「由於科技的發展，存在着資本市場融資的誘惑和IPO（首次公開募股）的誘惑，社會上有急功近利的一些做法，我們也看到一些金融機構，包括一些民營的金融機構都受到這種思潮的影響，有些事情（政府）作出了錯誤的選擇，同時也吸取了慘痛的教訓。所以如何防止走偏也需要注意。」
經歷種種亂象，留下一地雞毛，數萬網貸平台投資者更應清醒，投資從來就是風險和收益並存。對於政府、行業再和普通民眾，遭受的不僅是經濟損失和心理傷痛，P2P行業的潮起潮落總該給每個市場主體留下點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