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遊行.拆局|國安法後最大型示威 已沉寂「遊行潮」回湧?

撰文:林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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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9月6日)是原定立法會選舉的日子,抗爭陣營打着反《國安法》、反健康碼、要求重啟選舉的旗號,發起「九龍大遊行」,雖然遊行最終無法成形,亦無大型堵路、破壞等激烈抗爭行為出現,但從規模及人數計算,屬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的一次最大型示威。
自今年三月限聚令出台,加上港版國安法六月底「亮劍」,今年以來反修例示威規模已逐漸縮小,鮮見大型示威,昨日一幕令人關注已沉寂的「遊行潮」是否有回湧之勢?

回顧昨日「九龍大遊行」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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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今次「九龍大遊行」的不同面向,發現不少近月其他類似示威行動所未見的「特點」:

(一)今次「遊行」屬醞釀多時,過去數周,在連登及TG前後出現逾20款海報,在國安法後的大型遊行沉寂時期中頗為少見。

(二)多個政治人物站上前台「曲線」吹奏集結號,其中天主教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呼籲市民發聲」,以及黃之鋒穿上黑衣現身「遊行」起點逸東酒店,都受媒體關注。

(三)「遊行」議題多而鮮明,包括反國安法、反健康碼、反立法會延選,似有「集氣」之象。

(四) 持續時間長,由下午二時左右開始有約百人在旺角聚集叫口號後,旺角多個地點都持續出現「野貓式」示威集結,由中午持續至天黑,至晚上十時許街頭才回復平靜,歷時大半日,為近月少見。

(五)參與人數屬大半年來高位,估計全日合共逾千名抗爭者陸續在旺角一帶出現,因此被拘捕人數亦達300人,且大多涉非法集結。

(六)去年在反修例大型激烈示威浪潮出現的一些現象昨日開始再現,包括堵路、向警員擲物、示威者與警員在街頭追逐等,警方發胡椒球彈執法。雖然堵路屬小型及最終不成功,聚集人士亦很快遭驅散未成氣候,但已有網民形容「民氣尚存」。

回顧昨日「九龍大遊行」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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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表示,昨日參與「遊行」的人數無法與去年的大型遊行相提並論,但屬國安法實施後最大型的一次示威行動,值得關注。但他強調,暫難以一次(昨日)的情況來判斷「遊行潮」是否回湧,需觀察以後發展,例如是否每周也有類似情況,或每個特定日子也出現大型示威,才能作論斷。

由佔領到「後反修例」時期 街頭抗爭如潮漲潮退

民主派「抗爭式」行動有起有落,如潮漲潮退。2014年,人大「8.31」決定被指「落三閘」限制普選特首方案,香港自9月28日起爆發為時79日的佔領行動,其勢一時甚猛,席捲全城,旺角、金鐘、銅鑼灣三個主要佔領區萬人空巷,惟最終未能爭取實質成果,人大「8.31」決定不動如山,參與者相繼被拘被控,翌年政改方案被否決,無力感瀰漫整個社運圈子。自傘運後,香港街頭抗爭步入「冰河」時期,2015年七一遊行人數,民陣數字只有4.8萬人,比2014年七一遊行(民陣稱51萬人參與)暴瀉逾九成。

經歷近一年半,街頭抗爭於2016年一度再現。2016年年初一晚凌晨爆發旺角騷亂,示威者掟磚、縱火、與警察公然「開戰」,時任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因此聲名大噪,更在立法會補選取得6萬多票。不過,武力抗爭於當時未為社會主流接受,傳統泛民與暴力示威割席,至同年立法會宣誓風波後,本土派被打沉,街頭示威再次沉寂下來。直至2019年《逃犯條例》修訂風波,民主派才重新聚集民氣。

相對於2014年,2019年反修例示威明顯更激烈,各區焚燒警署、街頭毆鬥、催淚彈及汽油彈橫飛,成為「例牌菜」。不過,自11月中大和理大的「圍城戰」、民主派於區議會選舉大勝後,抗爭無法保持規模。自2020年起,已鮮見大型的街頭示威,除1月1日、7月1日兩場示威規模相對「像樣」,其餘日子僅有零星的示威衝突出現。

疫情打沉氣氛、國安法增抗爭成本

造成此現象,最重要的兩個大背景,自是新冠肺炎疫情和執法力度的加強。由1月底爆發的疫情,不但影響市民出行意欲,也間接「迫使」社會冷靜,自然不利維持抗爭熱度;而禁止群組聚集的「限聚令」於3月出台,亦給予警方一個「便利而強力」的執法工具,拒絕任何集會遊行的申請、票控於現場聚集的人士。

此外,執法力度加強也導致示威愈來愈難以成事。這體現在兩方面:一、警方明顯吸收運動早期的經驗,執法更有針對性,往往能將示威扼殺於萌芽狀態。如5月27日《國歌條例草案》恢復二讀前夕,有市民號召堵塞立法會,同時反對《港區國安法》,警方一早在金鐘一帶佈防、於各區截查可疑人士,最終示威者連接近立法會都做不到;二、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抗爭成本大增,最高刑罰可處終身監禁。以往在示威中常見的「港獨」口號,也被列作違法行為。

無選舉、無大台 運動頓失方向

不過相對於疫情、國安法等,有一個理由恐怕更為核心,那就是運動自身也失去方向,而這與2014年、2016年後的情況不謀而合。

政府引用緊急法押後立法會選舉,在民主派初選大勝的「抗爭派」,無法乘勝追擊殺入立法會實現「35+」,在政治議題欠缺著力點下,整體抗爭氣氛突被打沉。本土派中人、元朗區議員王百羽近日接受傳媒訪問時,坦言2016年梁頌恆、游蕙幀被DQ後,本土派發現議會之路走到盡頭,一時之間失去方向;時至今日,街頭示威未見成果、選舉又延遲,民主派頓失焦點,這種「低潮」的感覺似曾相識。

此外,吸收了2014年傳統社運圈(包括泛民政黨、左翼社運人士、兩學)和本土派互爭主導權的教訓,2019年反修例運動採取「無大台」領導。這種模式在運動高峰時期,一度看似收效,令「和理非」與「勇武」共存,民主派中人稱之為「兄弟爬山」。不過當運動陷入樽頸時,無大台的弊病就會浮現:無人可以告訴參與者接下來該怎麼做,結集隊形難上加難。

昨日九龍遊行所見,並無「大台」擔旗帶領,又無主線議題(包括《國安法》、健康碼、要求重啟選舉等),現場所見,在場人士由控訴警暴,到歌唱《願榮光歸香港》,甚至港獨口號都有,正面看是多元化,反面看則是目標不明確,整場示威難以說出一個重點,似乎僅僅志在告訴大眾「街頭仍然繼續有些事發生」。

不過,蔡子強認為今日的政治氣氛與當年佔領後時期不同,一來傳統民主派與街頭「抗爭者」未切割,二來社會對街頭抗爭行動的熱度(關注度)仍高,三來抗爭者仍在觀望中美角力發展,「不甘心就此結束」,這種種因素加起來,今天的街頭抗爭與「後佔領」時期難作直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