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施政效能與官員問責一直是社會焦點，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今日在報章撰文指出，問責制原意是提升治理效能，但若矯枉過正，恐衍生「避責」文化，令官員遇事推諉，甚至造成行政程序空轉。他引述英國經驗及歷史案例，強調政治問責不僅是官員下台，更應區分「政治責任」與「行政責任」。若決策層面未經深思熟慮，單靠執行部門努力亦難以補救；反之，若執行不力，亦不能全歸咎於政策。

針對政府正在制訂的部門首長責任制，張炳良認為，一眾常任秘書長作為決策與執行的紐帶，在行政架構下責無旁貸，不存在問責真空。

常秘連結政府決策與執行　「有事發生責無旁貸」

現為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講座教授的張炳良，在《明報》發表文章探討公共行政中的責任倫理與問責機制。針對政府早前宣布推行的部門首長責任制不涵蓋常秘，張炳良指出，常秘既協助司局長在行政長官最終領導下做決策，又統籌局內公務員團隊和相關執行部門落實政策措施，「堪稱連結兩者之紐帶」，有事發生責無旁貸。因此，不存在部門首長責任制不包常秘便等同常秘落入問責真空。

張炳良強調，「首長向常秘問責，乃政治倫理也」，過往雖沒有設立高官問責或部門首長責任制，但政府官員若涉違紀、行政失當、亂用公帑，皆可紀律處理，上層亦不能聲稱不知情以避監督之責，問題在於「多年來有否認真落實」。

須防管治結構架床疊屋　集體負責異化為無人負責

張炳良又提醒，需要警惕強調問責可能反而變成避責的問題。他指出，自2002年引入主要官員問責制後，社會往往要求官員為所有失誤「下台」，這容易導致官員採取防禦性心態，凡事以「法」自保，甚至因害怕觸碰灰色地帶而陷入「不做不錯」的困局。

他以審計署衡工量值報告為例指出，人們慣性「有大問大」，使司局長成為「箭靶」，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舉行研訊時，議員常要局長出席受質詢，有時放輕常秘或作為財政「管制人員」的部門首長，不區分「政治」與「行政」責任。

此外，政府為加強統籌而成立大量跨部門組織，雖意在提高效能，卻可能造成架床疊屋，令「集體負責」異化為「無人負責」。

過度追求KPI恐官員「做門面」　違背責任管理原意

對於政府推行KPI（關鍵績效指標）管理，張炳良提醒，公共行政的複雜性難以完全量化。若過度追求KPI，恐令官員為求「過關」而做門面功夫，違背責任管理原意。他建議政府應在「目標為本」與「例外為本」之間取得平衡，抓大放小，並強調責任制的核心最終在於公職人員的倫理與文化。

張炳良總結，建立健全的責任文化，不能僅靠增加架構或守則。香港現已有議會監察、審計署及傳媒等多重監督渠道，關鍵在於政府是否「善用敢用」，並在日常治理中落實下情上達，讓官員耳目廣開，在危機釀成前及早修正，而非僅在事後追究責任。他呼籲政府施政應理性為本，不走極端，避免因過度追求問責而犧牲行政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