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組織沙田萬人上街　歲月沉殿　熱血社工柔情抗爭

1989年的一個雨夜，颱風布倫達吹襲躁動的城市，沙田中央公園蒙上了一層灰色，一群青少年服務社工拿着大聲公，在婚姻註冊處外空地等待。接着，踩着單車的人來了，他們渾身濕透，一個接一個坐到地上。
五月二十日，北京宣佈戒嚴。一位26歲的沙田社工，認為要立足香港，推動中國民主化，於是投身當年沙田區萬人集會，港島的150萬人遊行。
激動過後，這個青年社工持續衝撞了好幾年，同路人或移民或各有位置，他有一刻醒覺，要走到做工的、被拆遷家園的人群裏去。
訪問前一天，55歲的孔繁強（Billy Hung）剛從中國內地工作回港，我們自然談起了《逃犯條例》修訂。記憶中30年前的香港，也像訪問這天般下着雨。
攝影：高仲明，部分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八號風球的街坊集會

1980年代，Billy 在沙田禾輋邨做青少年服務社工，他跟幾位同工在沙角邨印海報，踩單車兵分三路到不同屋邨，召集居民到婚姻註冊處集會。「大家好㷫，覺得一定要回應。我一路踩單車去貼海報，秦石、乙明、新翠，海報都濕透了。」晚上有二、三百位街坊冒着颱風踩單車去集會，註冊處門外坐滿人，旁邊一地單車，外頭橫風橫雨。

「聚了人，做什麼好？好即興，事前完全沒規劃，只一個大聲公。」他和新田圍邨社工林秋美拿起大聲公，開始鬧：「搞錯，這個政府……」鬧完一輪，街坊開始輪流發言：「有個嬸嬸說，我們支持學生。」

社工早撒下關心社會的大網

單說1989年，早在五月四日，就有70位沙田區社工發動支持八九民運的聯署，其中一名字，便是Billy。這些社工帶領着他們中心旗下的青少年加入行動，「關社組」、「民鋒社」，統統是關心社會的青年人。

「後來互委會、區議員陸續加入，擴大變為沙支聯。」Billy Hung 數着記憶中的名字：「有幾個關鍵人物：沙角邨社工譚阜全聯絡社工和互委會。陳漢英是沙角邨區議員，也屬互委會。區議員程張迎、衛慶祥，還有黃匡忠、劉江華（今民政事務局局長）。」

把時間線再推前到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之際，沙田社工早撒下一張關心社會的大網。禾輋、沙角、隆亨和秦石邨幾間中心都有關社組，這些青年人在區議會資助的「沙田青年議會」認識，討論區議會事務，加上不少人是民間團體「香港政策透視」成員，Billy 上司王惠梅也是一員，「一起推動八八直選、香港政策民主化。」

他們把撒下的網拉回來，是一個又一個關注民主的青少年。「這個班底在1989年的氣氛下很快有反應去聲援。社工把幾個沙田區的青年人連繫一起，在發起運動的角色很關鍵。」

橙園很快變成工廠，我看着鄉下變化，貪污、環境破壞，各人用各種手段致富。當年學生叫什麼反官倒、反貪腐，我的親人就是那些倒賣鋼材的大戶。

改革開放　故鄉橙園變工廠

當時距離中共軍隊鎮壓學生及平民，尚有七天。當年26歲的Billy 沒想到後來，他的人生、香港前途乃至中國前途，將毫不留情地轉向。此前他時不時會回佛山，祖母替他在故鄉留了一個對着橙園的房間。回鄉途上，他窺見改革開放陰暗的一面。

「橙園很快變成工廠，我看着鄉下變化，貪污、環境破壞，各人用各種手段致富。當年學生叫什麼反官倒、反貪腐，我的親人就是那些倒賣鋼材的大戶。」他看着開廠的親戚聘請200個民工車衣，轉頭嫌他們懶惰骯髒；他看到民工的飯餸沒肉，只一碟炒辣椒。Billy 苦笑起來：「有些人覺得自己變有錢人是合理、應該，一來窮了那麼久，二來是我叻，掌握到機會。」

「當時很想建立民主、有福利保障的香港，也有種天真想法，覺得中國都改革開放了，香港做到的，在中國也會慢慢出現。」八九民運烽煙一起，他心有戚戚焉。「88直選之前，已有香港回歸的氣氛，港英政府要搞民主化。我想，既然關心香港民主，不如又關心中國民主。」他說。

那兩年幾，我的確是很火熱，時時刻刻都在想還要做什麼。

堅拒移民　「斷了自己後路」

Billy 說話溫柔，一字一句平穩紮實，彷佛都是經年思考錘鍊而成的答案。1989年和1991年之間三年，他並不是這樣。六四凌晨鎮壓當天，他們本來打算通宵開會，看到電視直播北京坦克輾過人群、槍聲四起，他整晚無法吐出一句話來。

霎眼間，即將回歸的香港被拉扯至巨大的命運漩渦裏，每個人都要逼切想及將來。面對人生交叉點，有人走得更前，有人自我噤聲，有人舉家移民。「我想了反方向。」Billy 當天收到姑姐從加拿大打來的電話，她說：「你去見我的私人律師，他會幫你辦移民。」「我不移民。」「阿強，我這麼多年沒親人在旁，你來陪我。」

「我很堅決，直情不見，這樣斷了自己的後路。」當時他立志要立足香港推動中國社會發展，每天想的只是要怎樣把六四鎮壓傳揚開去，用力記住這道傷痕。於是全力瞓身，不休息，聽講座、開會、在尖東辦「瘋狂亞運會」，裝扮坦克追人群諷刺北京亞運，辦民主營、學習班。「那兩年幾，我的確是很火熱，時時刻刻都在想還要做什麼。」

當初身邊很多人走，我很責備：『搞錯你班友，最初乜乜乜。』直到他那句，我就醒覺。每個人都面對不同的事，我不應拿着一個標準覺得誰人才算有良知。

同路人　「很多不再在身邊了」

1991年，跟他一同籌劃婚姻註冊處集會的社工，臨移民前擱下一句話：「『在你身邊好辛苦。』這是我身為組織者的最大反省——當初身邊很多人走，我很責備：『搞錯你班友，最初乜乜乜。』直到他那句，我就醒覺。每個人都面對不同的事，我不應拿着一個標準覺得誰人才算有良知。」

當年一同感受過天安門廣場酷熱的人，有的因為沒信心所以移民，有的不願再說些什麼，「很多不再在身邊了。」也有人在生活中實踐八九民運所追求的民主，「有些人用不同方式去做，比如培育社工。有些人，遊行時還會碰面。」

我180度轉變了，想要關心別人的生活，他需要什麼？大家如何走在一起去爭取？

轉投勞工基層權益　走進別人的生活

運動結束，但生活行進，當年參與六四遊行的工人回到廠裏生產，大圍臨屋區的街坊面對拆遷搬去大埔、粉嶺的安排，「我180度轉變了，想要關心別人的生活，他需要什麼？大家如何走在一起去爭取？」他在街工工作，想要貼近工人，之後回到大圍臨屋區，跟街坊一同爭取合理安置。1993年，他在黑鳥樂隊、達明一派等影響下開始寫關於基層生活的歌，「覺得夠近了，可以說街坊的故事。」

比起八九那幾年，「柔軟了許多。」比起用資訊，他轉以藝術處理六四，他和一班藝術工作者在沙田辦文化廣場，做木偶劇、放藝術裝置，與會者拿起粉筆把想法畫滿地上。現在他遊走中港兩地，培訓內地社工老師，也教內地工人彈結他，學生現在組了一隊「重D音樂隊」，唱中國底層工人的歌；在香港，他在深水埗幫忙構思二手回收、社區貨幣，商量如何實踐中大女工合作社，投入組織工作。

五四運動、法國大革命、芝加哥婦女運動，我從不在現場，但為何會覺得重要？那些事幫我講出了我今天的生活。

六四作記號掛在左耳

Billy 後來在左耳穿耳洞，戴上耳環。六四成了身上一個記號。六四十周年時，他跟朋友組織的樂隊《迷你噪音》寫了一首名為《記號》的歌，是要整理當年沒處理好的情緒，轉化為心底最堅實的一塊。「十年之後，好多人不在身邊，未來會有更多更年青的、八九年未出生的人，他們為何要聽我說？我要告訴他們什麼？」

歷史如是河流，他於是想到我們缺席卻永記心中的民主運動。「五四運動、法國大革命、芝加哥婦女運動，我從不在現場，但為何會覺得重要？那些事幫我講出了我今天的生活。我會叫六四為一個記號，代表今天的憤怒或正爭取的事。」

八九民運留下的：重新一起生活

當我們說毋忘六四，說的是什麼？談修訂《逃犯條例》的當下，「有人說六四的鎮壓從沒停下來，我認同的。」Billy 說，「對港人來說更切身的是，中國資本比政權更早來到，如大陸最基層的人民都正被中國有錢佬欺壓，那我們也有十年、八年在中國資本欺壓下，透過買地、高租金、壟斷各種銀行、通訊等行業，這一點，香港跟中國的一致性愈來愈高。」

你也沒想到，人們會找到舊生校友，去聯署回應政治吧？平日積累的信任，有奮鬥過有理想，遺留着的回憶會幫你重新連繫，去回應身邊的威脅和壓逼。

「我們無法在生活上作主，要不看政權或資本家的臉色。」但在他眼中，壓逼下愈趨浮現的不是六四鎮壓的血腥，而是八九民運的可能。「當年天安門廣場不只是一場運動，有人結婚，有市民指揮交通，那裏有個空間，我們嘗試重新一起去生活；雨傘也一樣。」Billy 說：「你也沒想到，人們會找到舊生校友，去聯署回應政治吧？平日積累的信任，有奮鬥過有理想，遺留着的回憶會幫你重新連繫，去回應身邊的威脅和壓逼。」

訪問過後，問Billy 選擇留下，可曾害怕？他傳來訊息：「為了所有人都有合理的、人性的生活，我不是狹義的政治人，不渴慕執政，沒權力慾，以民間角度，與基層一起爭取合理的生活。如果這樣微小的追求也不容於執政者，那只好去獄中休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