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 · 管治】我們需要怎樣的公僕?

撰文:黃雲娜 林嘉淇 陳澔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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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建議,成立一所全新的公務員學院。林太銳意改善公務員不足,固然值得肯定,但她有否真正認識本港官僚問題、能否借鑑星洲打造管治人才的精髓所在,最終培訓出怎樣的市民公僕,仍要拭目以待。

政務官出身的林鄭月娥晉身為行政長官,必須更深入地認清官僚主義的弊端。(余俊亮攝)

林鄭月娥8月初訪問新加坡期間,曾參觀當地的公共服務學院,表示有意效法當地政府,於短期內成立類似的公務員學院,提升本港17萬公務員的領導才能、與市民互動、及創新科技應用技巧,令他們與時並進。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稍後會到新加坡「取經」,另有政圈風聲指,該學院由前行會成員胡紅玉負責籌劃。

其實,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前特首梁振英,五年前已率先提出要參考北京國家行政學院模式,成立「行政學院」,惟最終因找不到合適地點胎死腹中。公務員出身的林鄭如今亦銳意改善公務員不足,固然值得肯定,但就她提及之培訓目的所見,似乎並未深入認識港府行政官僚的問題,因為當下公務員最急需糾正的,是懶政、疏忽及不作為的「打工心態」。

「香港有世界上最優秀的公務員。」這是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任時的口頭禪,也是當時大部分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並以公務員的高效、廉潔、專業及中立為榮。然而,回歸20年,港人對特區政府的施政滿意度每況愈下,隨之對公共行政的批評亦不絕於耳,甚至認為原本行之有效、職責分明、專業達標、按章辦事的「官僚制」,已經淪為但求敷衍交差、充斥繁文縟節、不知民間疾苦的「官僚主義」,失去了服務香港、服務市民的使命與承擔。

香港公務員隊伍昔日以高效、廉潔、中立著稱,但近年卻被批評充斥官僚主義。(江智騫攝)

例如申訴專員公署及審計報告就經常指出,政府部門推卸責任、敷衍失職。以過去五年為例,申訴專員公署合共接獲1.2萬宗投訴政府部門個案,當中約一半需要處理;據上年度的全面調查發現,當局監管不力個案最多,佔逾四分之一即26%,延誤或沒有採取行動的也有21%,另有19%屬出錯、意見或決定錯誤。多份審計報告當中,亦不乏對政府部門疏忽及懶政怠工的批評,「各自為政、欠缺承擔」等負面評語多不勝數,足可見港府不擅施政、部門不善行政的弊病。

公僕淪服侍政權

根據公署2016/2017年度年報,食物環境衞生署(476宗)、房屋署(456宗)、屋宇署(216宗)、地政總署(207宗)、運輸署(171宗)、康樂及文化事務署(133宗)、社會福利署(91宗)、水務署(73宗)、郵政署(66宗)及入境事務處(65宗),是接獲最多市民投訴的十大政府部門;然而,諷刺的是,當中的食衞署(9,884人)、康文署(9,038人)、房屋署(8,669人)、入境處(7,204人)及郵政署(5,162),都是公務員最多的政府部門之一。

向來人才鼎盛、以高效著稱的公務員,何以變成這為人詬病的樣子?「杏林覺醒」成員公立醫院醫生黃任匡,去年就曾撰文提到,不知由何時開始,香港公務員的英文縮寫,已經由為人熟悉的CS(Civil Servant,服務公民的侍者),變成公務員自稱的GS(Government Servant,服侍政府的奴僕);他批評,若公務員都抱着「服侍政權」而非「服務公民」的心態工作,就往往需要在「服從命令」和「社會公益」之間作取捨,這無疑是非常危險的事。

申訴專員劉燕卿(資料圖片/林若勤攝)

公務員是特區政府的主要組成部分,無論是行政長官,抑或任何政治任命司局部門,倘若得不到公務員配合與支持,管治及施政必然舉步維艱;但與此同時,公務員亦受特區政府決策高層有關公共行政策略及方針所影響,他們為達到某種行政績效,或會過分強調層級約制、成本效益,及專業分工,變相導致公務員衍生出「各自為政」、「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打工哲學。

部門分權或反礙效率

據專門研究香港政治行政體制的學者黃湛利所撰《新公共管理與港澳公共行政》一書,港府的公共行政具備受顧客驅使、被效率驅動、以結果導向、分權化及民營化等特色。以受顧客驅使為例,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政府應以顧客或市場為導向,而特區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時,亦是「以客為本」。

不過,政府的「客源」眾多,各個部門往往要平衡不同持份者的利益,包括地產商、專業壓力團體、政黨人士等等,而「市民」在很多情況下,都非他們的首要服務對象,對於負責執行政策的公務員而言,自然亦難以「服務市民」為己任。

在分權化方面,以「綜合發展區(CDA)」的發展程序為例,任何有關發展必先獲得城市規劃委員會許可,但主管審批所有發展項目的規劃署、地政總署及屋宇署,其審批範圍均有所重疊,但各自的審批標準及技術定義卻未必一致,在審批的過程中,又不時要徵詢相關政府部門的意見,在無窮的「請示」和「溝通」中,往往拖延了審批程序。

我們期望,林鄭月娥從公務員轉為特區首長的過程中,吸取前朝的各種教訓,建立更宏大的香港願景。(盧翊銘攝)

又例如被效率驅動及以結果導向方面,港府不時把「成本效益」掛在嘴邊,不敢大刀闊斧地改善民生。難免令人質疑,其究竟有否把「市民福祉」放在首位?港府已經超過13年有財政盈餘,現時財政儲備接近一萬億元,然而,大多數市民並未能共享政府豐厚儲備帶來的好處,當公共事業開支緊隨本港GDP的增長,由1997/1998年度的2,483億元,增加至2017/2018年度的5,318億元時,房屋這項最為市民關注的開支比率,卻由12.9%跌至6.8%,市民望樓興嘆時又怎能不埋怨政府。

林鄭月娥須建宏大治港願景

公務員出身的林鄭月娥為官36年,對於行政官僚的掣肘,絕不可能毫不知情。她今年競選特首的政綱當中,就提出「簡政放權」的改革,表明她將檢視行政程序、訂立更清晰的工作目標及行事指引,為公務員減輕工作壓力;至她7月上任後首個工作天,她又致函全體公務員,重申她將提出行政改革,以改良制度、提高施政效率、令公務員安心在不同崗位各展所長。

問題是,由「政務官」至「政治任命官員」,再到特區之首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身份轉變的同時,其角色意念是否應該也有從「政策制定者、執行者」到「香港管理者、領導者」的改變?我們期望,林太可以汲取前特首董建華的「商人治港」、曾蔭權的「AO治港」、以及梁振英的「專業人士治港」等各種教訓,從更高層次打破治港思維的各種迷思,去構想更宏大的香港願景。

上文節錄自第81期《香港01》周報(2017年10月9日)〈我們需要怎樣的公僕?〉,相關文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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