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廿年空間戰五】莫昭如:人人可做藝術家,處處都是藝術空間

撰文:楊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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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上,很多戰爭都源於資源的爭奪。回歸二十年,土地問題引發了這個城市最曠日持久的戰爭,這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既有關於我們的日常生活(居住空間),亦有關於我們在生活之上對於文化藝術的需求。
二十年來,政府場地跟不上時代的步伐,難以滿足文化藝術的發展。連政府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開始新建或更新文化場地,更展開了西九文化區計劃;另一方面,各種大小不同的民間文化藝術機構及組織也紛紛成立,形成百花齊放局面。然而,無論政府主導或民間組織的藝文空間,都面對不同的問題,值得探討;而藝文空間的轉變,實際上也反映了文化政策、社會關係、市場變動、香港人的文藝喜好……

《給香港的文藝青年》一路播放,投影機旁邊的莫昭如一路舉出白底紅字的「1917」、「1921」、「1940」、「1949」、「1956」、「1968」、「1977」、「1989」的紙條,說的是整個共產主義在全球的興起與衰落。(龔慧攝)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的活動室中,一頭白髮的莫昭如坐在我的眼前弄着投影機,轉眼一部1978年被電檢處禁播的《給香港的文藝青年》開始播放,片中的莫昭如年輕、聲音沙啞,與現場聲音低沉穩重、眼睫毛也花白的他相映,繞有深意。

片中充滿活力的莫昭如好像旅遊節目的主持般,帶觀眾周遊香港大會堂、大會堂的文藝青年咖啡室「巴西」,再走到剛開幕一年的香港藝術中心。其中一句台詞令人印象深刻,「無革命的電影,有革命地使用電影」,是反殖民地、反共產主義、反資本主義的莫昭如對那個時代的回應。

火紅年代的行動派

莫昭如拍攝實驗電影《給香港的文藝青年》。(網上圖片)

電影一路播放,投影機旁邊的莫昭如一路舉出白底紅字的「1917」、「1921」、「1940」、「1949」、「1956」、「1968」、「1977」、「1989」的紙條,鏡頭隨着電影播放完畢,回到只有我、攝影師、莫昭如本人存在的空曠活動室。莫昭如先把投影機收好,再從袋中抽出酒瓶,一個又一個,最後把五個酒瓶横列在枱上。

他沒有說話,我百思不得其解,本來受訪者牽引着訪問的進程已不常見,拿出酒瓶是要在社區文化發展中心的活動室中把酒當歌嗎?接着,莫昭如替中間的三個瓶子貼上寫有「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一國兩制」的白紙條,我開始找到線索,但心想:德高望重的前輩不會為了兩個觀眾而大費周章吧?

此時,莫昭如拿出象徵中共的紅布蓋瓶子,再捲成一個行囊,在我還沒有來得及反應時,他狠狠地把行囊擲向枱上的硬物,一下下的暴力動作,玻璃瓶爆裂的聲音刺耳,及後再攤開行囊,「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一國兩制」等基本法宣言已零碎不堪。這是莫昭如在將近回歸二十年的時刻在波蘭表演的行為藝術《五十年不變》,我以為是他對香港現況的憤怒回應,他卻說:「我沒有被欺騙,因為我從一開始就沒有相信過。」

美好世界從不因政黨的宣言而來,這個曾用「無政府者」來描述自己的他,看到世界衰敗難以永續發展的一面,如政治腐敗、環境生態毀壞、文化同質化及高度物質化,四十年後的今天,他的想法沒有改變,只是換了幾種方式,構建「what ought to be」的世界。

60年代末的莫昭如在澳洲讀完經濟回港,歷經當地的反越戰示威及捍衛原居民運動,認識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他曾說過「回到香港要搞革命」,因為香港是一個被殖民主義、資本主義主導的社會。1971年因「珠海事件」,一些反對大學鎮壓學生的年輕人聚在一起,如莫昭如、吳仲賢、岑建勳、龍景昌等,促成《七十年代雙週刊》的創立,整個「火紅年代」,莫昭如與同儕參與保釣運動,拍攝錄像《保衛釣魚台》,參與中文運動,抵制市政局舉辦活動。他們寫文章、派傳單、辦雜誌、拍電影、示威、集會,站在浪頭。

莫昭如在將近回歸二十年的時刻在波蘭表演的行為藝術《五十年不變》。(龔慧攝)

在街頭上演民眾戲劇

莫昭如發現「街頭劇容許我們更有創意,滿足我們的創作慾望」。(攝自《或是藝術 或是革命》的內頁)

後來他們轉攻戲劇,發現「街頭劇容許我們更有創意,滿足我們的創作慾望」。從1978年在藝術中心外演街頭劇開始,莫昭如接觸民眾戲劇。

莫昭如關心工人、學生、勞苦大眾、窮人、受壓迫的人及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明白他們不會到藝術中心及大會堂看戲,所以莫昭如與志同道合的人去工廠區的球場、街頭、學校、社區中心演「民眾戲劇」,向民眾說故事。八七年他們出版《選舉(反調)》,序中提到「官塘球場是一個更具挑戰性的地方。當香港話劇團也懂得利用黃大仙城市當代劇場的時候,慈雲山球場才是我們的根據地。」

但直至接觸了日本東京的黑帳幕劇團,他們才認識到透過工作坊的方式可讓民眾學習、創作及演出戲劇,令他們知道「民眾劇團最重要的是由民眾自己去演」。由是,莫昭如一邊致力在民眾劇場,也致力於國際的交流,把不同的民眾戲場及教育劇場的方法引入香港讓同業參考,不但向歐洲學習,更向亞洲及南美學習,如Augusto Boal的受壓迫者劇場及菲律賓的教育劇場。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創辦之初駐紮於灣仔富德樓,後搬遷至石硤尾的JCCAC。(龔慧攝)

「藝術空間」遍地開花

但民眾戲劇只是其中一個改善世界的方法,莫昭如更着重建立民眾文化,因為建立文化是改善政治及經濟制度的一部分。2004年,莫昭如成立「社區文化發展中心」(CCCD),先在富德樓,後入駐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至今,他希望透過社區文化工作尋求文化上的自主,他們舉辦不同的工作坊,不只戲劇形式,還有視覺藝術、舞蹈、編織等等形式,希望民眾能藉創作藝術表達想法,達到賦權(Empowerment)。前年,「社區文化發展中心」又承辦油麻地上海街視藝空間,將空間命名為「碧波押」,在油麻地一帶推廣社區藝術。在莫昭如看來,「如果人人也是藝術家,放工去排戲、念詩,而不是回家看電視。就如人人回家吃飯,而不出街食,乃是消費模式的改變」。

(攝自《或是藝術 或是革命》的封底)

從前在街頭示威,被認為是激進代表的莫昭如,今日已不在社會運動的前頭,他說:「改變社會不只是叫口號,而是嘗試改變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甚至心理層面,一點點改變是整個改變的一部分。如果你反對資本主義,其中一部分是反對消費主義。建立一種文化也與經濟相關,當人人能自己生產藝術文化,不只停留在消費的階段,便是對抗消費主義。」

莫昭如說:「當人人也能表達自己,哪裏也是空間,在家中的睡房甚至監獄中也能表演。」或許在社區文化發展中心身體力行的表演,是莫昭如對於空間爭奪戰最實在的一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