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政治經濟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於1992年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後的人》中，揚言「西方國家自由民主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之時，可能沒有預想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國不僅在經濟領域繼續著「中國奇蹟」，而且也以實踐為前提推出了全然不同於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的「中國方案」。

這樣的中國，打破了外界習慣性認知，顛覆了長期以來師從西方的傳統，先是「中國崩潰論」，再有「中國威脅論」，不絕於耳。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恰逢中美貿易戰正式交火之際，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與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聯合舉辦的「中西經濟對話」首屆活動在北京召開。會議不僅邀請到逾70位頂尖學術精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政策決策者和其他領域的思想領袖參與，而且這也是新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履新後出席的首次公開活動，可見對其重視程度。

中西經濟對話的破與立

也許美國等發達國家只是很難理解，一個人口數量比美國、日本和整個歐洲之和還要多的國家，進行了這樣一場翻天覆地的工業革命、技術革命、社會革命，沒有走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的老路，在自己內部消化所有伴隨現代化而來的各種錯綜複雜的問題，整個社會還保持了基本穩定，並使之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火車頭。中國究竟是怎麼做到的？

西方還在疑惑，中國還在實踐，原有的國際格局與世界秩序正在出現鬆動，一個百年未有之變局，擺在了中國和世界面前。西方究竟該如何理解中國自改革開放至今取得的經濟成績？所謂的中國模式，是否已經到了可以構建供其他國家自由選擇的「中國方案」？現有的以西方為主導的經濟學理論為何無法對中國經濟發展經驗做出有效解釋？在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百餘年後的今天，是否到了西方「睜眼看中國」甚至「師從西方以立新」的新週期？

大破方可大立。「中西經濟對話」論壇舉辦的初衷及制度化的核心目的，就是打破中西方固有的意識形態成見，以一種更開放的眼光來理解兩種全然不同的經濟發展經驗，並在此基礎上釐清中國經驗和西方經驗從經濟學意義上的異同以及相互借鑑之處。

已經結束的首屆論壇活動，最大限度地收穫了這樣的成果，也讓參與論壇的頂尖學術精英及政府政策決策者第一次切實認知到了中國經驗背後不可忽視的政府角色，尤其在科技創新、數字經濟以及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方面，中國經驗對於西方經驗的顛覆性存在，以及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在解釋過程中的乏力。

誰該向誰學習

從中國威脅論到中國崩潰論，再到不久前西方陣營群起而論之的「銳實力」（Sharp Power），也一再暴露出這種認知差異導向的兩種制度與文明的衝突。而在「中西經濟對話」論壇上，這樣的認知差異，以及由此而起的觀點衝突則表現得更具體、直接。比如在「誰該向誰學習」以及「政府究竟該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上，不僅中西方學者之間意見分歧很大，就連西方陣營內部，也是各有各的說法。

在中方陣營，有觀點認為「政府」在中國經濟轉型與發展中扮演獨一無二的角色。按照嘉賓在論壇上的闡釋，過去40年，所有發展中國家，包括老撾等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以及非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在經濟轉型過程中都遭遇了經濟崩潰、停滯，頻繁受到經濟危機的衝擊。中國不但保持穩定，而且實現了經濟的活力增長，一方面得益於「市場」作用，允許競爭，釋放企業的創業精神；另一方面是「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比如改善市場的激勵舉措。

不同於這種觀點對於「政府」的強調，美國方面則有學者極力擁護傳統精英派和西方模式，堅定認為美國經濟模式依然是其他經濟體學習和借鑑的更好選擇，不能因美國短期的政治混亂和經濟失調而質疑中國繼續向美國學習的必要性。該觀點列舉了美國在核心價值觀、知識產權法律、法治和創業精神等領域的優勢，認為美國經濟過去半個世紀運作良好，現在投資水平比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更好，都得益於此。

該觀點還認為，雖然美國「政府」角色不是很明顯，但美國在過去幾十年表現得不錯。只是美國民眾對體制的信心下滑以及特朗普稅改，讓美國投資變得艱難。但中國實行中央決策機制，所以在投資這一方面有優勢，可以動用很多資源，但問題是「政府」扮演如此大（profound）的角色，長期來看，可能會擠壓（squeeze out）創新。「決定輸贏不靠政府，而是應該讓市場發揮作用。中國需要在政府主導與市場競爭之間做出選擇」。

對於這種美國經濟模式論以及政府讓位市場的觀點，美國也有多位出席嘉賓進行了直接反駁。

有嘉賓認為，中國在過去40年的變化最大，從類似於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到後來不斷融入了新元素，包括私有產業，到現在的數字經濟，中國已經進入並引領數字時代。所以，從中可以看出中國「政府」角色的靈活性和能動性。

除了這種含蓄表達之外，更有嘉賓直言「過去40年，中國做得比美國好」。不光是過去幾年，甚至過去很長一段時期，美國都不算「很成功」。比如「在經濟活力和平衡增長方面，美國的表現甚至還不如斯堪的納維亞地區國家」。

對於傳統經濟學家提到的法治、法律等優勢，這類觀點也承認，美國是一個競爭型經濟體，但市場結構完全被利益集團壟斷，受益者永遠是上層的1%，加上金錢政治的影響，掌權者再通過稅改，惠及這部分富人或大企業，因此陷惡性循環。而大部分美國人則沒有醫療保障，預期壽命也在下滑。因此「美國模式不值得中國嚮往」。

此外，另有嘉賓也不同意傳統經濟學界關於中國「政府」角色壓制創新的說法，並認為「中國在很多方面都在向前發展」。

當一個已經引領了世界這麼多年的美國，不得不面對一個不斷向前發展的中國，產生不適應感再正常不過。問題的關鍵，不是繼續抱持著意識形態成見糾結於「誰該向誰學習」，也不是套用已有的經濟學理論做出勉為其難的解釋，何況西方傳統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已經無法回答今日中國呈現並將在今後繼續引領的轉型與變革。既然改變已經到來，那麼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不管是政策制定者還是學術界，也是時候做出改變了。

正如一位中方嘉賓所言，在國企和私企之間，在政府主導和市場競爭之間，中國無須做出選擇。中國唯一面臨的選擇是如何讓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相互融合、共同發展。中西方也無須較誰的模式更好，中國向西方學了很多，但不等於會遵循同樣的道路。最重要的是，雙方均標新立異，保持各自特有模式，然後分享彼此的經驗。這才是最重要的。

改變正在發生

所幸，藉由「中西經濟對話」這樣的場合，中西方頂尖學術精英、政府政策決策者和其他領域的思想領袖正在做出改變。論壇中各位美國嘉賓的相互辯駁，以及對於中國模式、中國經驗的思考與再認識，正是改變難得的開始。因為這樣的改變背後，不僅是對現有理論體系的解構，更需要思維方式的變革。

反觀中國，改革開放至今確實學習借鑑了很多西方經驗，畢竟主流經濟學理論被西方主導是既定事實，但在此過程中，始終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吸收借鑑之外，中國並沒有一味照搬照抄西方，而是在對國家形態與傳統文化認知的基礎上，保持著自身獨特的發展模式。可一個嚴峻的事實是，當西方經濟學理論已經不足以解釋中國經驗之時，中國經濟學界是否可以發展出一套邏輯自洽、解釋力充分的經濟學理論？

這是擺在西方經濟學界面前的難題，更應該成為中國經濟學界必須直面的考題。林毅夫於2009年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時提出的「新結構主義經濟學」，正是看到了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解釋力不足，看到了中國經濟學理論的巨大空白，並以此為前提，對中國當前經濟體的特質進行了理論化總結，主張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有機統一。這是林毅夫對於中國經濟學理論做出的切實的改變與探索，在此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各方質疑與詰難。

任何理論都有其前提條件。正如林毅夫在接受本刊專訪時所言，現在國際上所盛行的經濟學理論，一般總結於發達國家的經驗，明的暗的均以發達國家的經驗為前提條件。但現實情況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處於不同發展階段，前提條件也全然不同，而且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結構性與對立統一性，也很難被西方世界所切實理解。在這樣的複雜性、多樣性面前，變化每一天都在切實發生著，如果繼續固守著「歷史終結論」的單向度思維模式來看待自身與世界，畢竟終結一個「歷史終結論」不是為了構建另一個版本的「歷史終結論」，不管是哪一方，都很難抵達問題的本質與核心，做出有益於世界和人類文明的真正改變。

「中西經濟對話」的價值所在，也正是讓各方都意識到，原本就不存在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制度與模式。大變革時代已經到來，改變也正在發生，而且還將繼續發生。能否認識到這樣的變化，並因勢利導做出改變，才是最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