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與時競賽尋找倖存者 追溯西方的忽視與華人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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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人數不足200、平均年齡87歲,有的年老得無法開口說話、有的身患重病。他們是80 年前親身見證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他們的經歷和深刻記憶對所有想要真正了解這場浩劫的人來說彌足珍貴。美國南加州大學大屠殺基金會(USC Shoah Foundation)轄下的視覺歷史和教育研究所正和時間競賽,竭力保留他們這段苦澀又珍貴的記憶。

插圖:曾永曦

USC 團隊希望記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在事件前後的社交和文化生活。(大屠殺基金會網頁)

今年初,USC 團隊又一次展開南京之旅,原定探訪29 名倖存者,可惜最終還是趕不及聯繫上其中兩人。根據中國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記錄,撇除2016年的20 名離世者,USC團隊在館方的協助下,已聯繫了記錄裏的所有倖存者,整理的南京大屠殺檔案總共記錄了103人的供詞,達到原定目標。年初訪問的11男16女中,最大年紀的一位已達百歲。他們有的目睹家人被日軍殺害,有的負傷躲進溝渠或池塘避開殺戮;也有拼死反抗的故事,有倖存者講述母親如何毆打一名日軍士兵;有人憶述剃了頭髮,扮成男人免遭性侵;還有人故意對日軍指錯方向,令一批中國士兵得以避過追擊,保住性命。

「這個世界還想了解他們」

USC 早於2012 年底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協助下,在中國完成了第一批12 個見證訪問,並於2014 年初收錄在研究所的視覺歷史檔案內。研究團隊其後分別於2014 年秋、2015年12月和2016年中再進行40多個記錄。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也收藏了有關這段歷史的視聽記錄,主要是1990 年代進行的,規模較USC小。

USC 團隊還希望為倖存者整理傳記式的完整個人歷史,記述他們在事件前後的社交和文化生活。這些記錄日後會備份存放於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研究所總監Karen Jungblut說:「這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直接採訪這些倖存者,我們至少能夠讓他們知道,這個世界還想了解他們。」

USC 團隊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協助下,於今年完成最後的記錄工作。(大屠殺基金會網頁)

緣於政治現實的考慮

既然大屠殺歷史如此重要,為何偏偏南京大屠殺早年在西方備受忽略?樹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羅永生向《香港01》指出,這與西方對二戰全面爆發的認知有關,西方歷史學家向來以1939年9月納粹德國侵略波蘭為起點,關注面集中在歐洲戰區。故發生在1937年7月的盧溝橋事變,不被視作二戰開端。羅永生補充:「直至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觸發太平洋戰爭,美國全面介入二次大戰,中國戰區的重要性才被確立。」

戰後中日兩國的國際地位差異,也是南京大屠殺長期未受西方學界關注的原因。羅永生分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礙於國際政治形勢發展,中共政權不獲西方所接納,加上冷戰反共思潮蔓延,而日本在美國政府主導下,被納入『圍堵政策』之內,成為國際反共陣營中的重要一環。」這些政治現實令戰後審判戰犯等問題都盡可能縮小,以減少對日本的衝擊。

羅博士指出,中國國內對大屠殺並沒有沉默,只是在改革開放前相對封閉,令外界無從了解所致的誤解。(VCG)

西方關注是「正視歷史的開端」

喬治華盛頓大學歷史及國際關係副教授楊大慶則認為,近年對南京大屠殺的關注與此前數十年的沉默形成強烈對比,與北京的外交權衡和地緣政治考量有關係,「中國想要有壓到日本的道德權威,以歷史作為一種『籌碼』。」他指出,中國於戰後不久曾經在南京和瀋陽分別成立過兩個戰爭法庭,惟因國內的政治運動,令到這些審訊草草結束。其後於1972年,日本政府在中日聯合聲明中宣布承認「一個中國」政策,中方亦同意擱置所有戰爭索償。

楊大慶補充,在此前的一段時間內,中國境內對大屠殺的歷史研究遭到禁止,如1946年東京戰爭法庭一名中國法官呼籲中國學者研究大屠殺歷史,卻遭國內禁止,指他煽動對日仇恨。

也許基於上述的歷史及政治因素,日本政府變本加厲,1978 年公然把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以「昭和時代殉難者」的名義合祀於東京靖國神社之內。羅永生指出:「1982年,日本政府文部省審訂並通過修改中學歷史教科書內容,把『侵略中國』改為『進入』,美化其侵略行為,逃避歷史責任。」此事激發的爭議至今不息,反對日本右翼美化侵略歷史的聲音在亞洲此起彼落。

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教科書對南京大屠殺的修改,激發亞洲多國的批評。(VCG)

要追究日本發動侵華戰,以至南京大屠殺等責任問題的最佳時機已經錯過。
樹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羅永生

中日之間圍繞南京大屠殺等二戰歷史的爭議拖延數十載仍未解決。1998 年,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到訪日本,正式要求日方就戰時暴行作出書面道歉,惟遭對方拒絕。2014年12月,中國將每年的12月13日訂為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日,紀念所有在日本侵華期間罹難的人。翌年10 月,中國還成功爭取將「南京大屠殺」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名錄」。

這些舉動既喚起全球華人對南京大屠殺歷史的重視,也增加了西方社會對這段歷史的理解。羅永生認為,加拿大安大略省議會討論設立「南京大屠殺紀念日」與美國UCS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都只能算「個別事件」,「不僅不能代表整個西方,更難言對相關歷史立場的轉向」,但總算是個「正視歷史的開端」。

那麼,南京大屠殺最終會否成為如猶太人大屠殺般受世界重視的歷史事件?從國際政治形勢與時機分析,當年納粹德國的惡行,在戰後遭到東西德政府及國民同聲譴責唾棄,加上各方均願意承認責任,並立法禁止納粹思想傳播,而且不惜一切追究納粹戰犯的罪行,可說是想要從根本上消除納粹餘毒。反觀日本政府從來不肯承認發動侵華戰爭責任,更想方設法否定南京大屠殺歷史。羅永生坦言:「要追究日本發動侵華戰,以至南京大屠殺等責任問題的最佳時機已經錯過。」未來要將南京的悲劇帶上國際舞台,恐怕要費更大的氣力和時間。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展示了遇難者的照片。(路透社)

上文刊載於第90期《香港01》周報(2017年12月11日)。

原文題為《西方的忽視與華人的沉默》,現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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