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新冠」大國新戰線——生物醫藥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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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發展至今,國際的談判桌已悄悄由世衞(WHO)轉移至世貿(WTO)。去年12月中,WTO於德國柏林召開會議,各國貿易代表討論是否廢除新冠疫苗及相關藥物的知識產權規限。不過,在歐美等西方國家反對之下,專利權廢存仍未有定案,不少發展中國家仍在為搶購疫苗而苦惱。疫苗及藥品專利權問題更預視,生物科技必然是2021年以降國際政治棋盤裏一枚重要棋子。

印度與南非於去年10月發起倡議,要求在現有《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框架下,廢除部份有關新冠肺炎治療法及疫苗的知識產權規限,以便其他國家可生產仿製藥及疫苗,助發展中國家取得這些抗疫資源。這項於1995年WTO成立時已生效的知識產權協議,主要內容規定「新發明產品」及其製造過程專利權期限為二十年,生物科技和藥物知識產權都納入受保護範圍。

簡單而言,藥廠在研發藥品後擁有二十年生產專利權。在專利權屆滿後,其他藥廠便可按照原廠藥(或專利藥,patent drug)申請專利時公開的資料,生產相同配方的藥品,做到「化學、生物、療效相等」的低成本仿製藥(generic drug)。不過,在美國、歐盟、英國、瑞士、日本及加拿大等反對之下,專利廢除協議一直無法通過。

《我不是藥神》以抗癌藥格列衛為切入點,講述內地低下階層負擔不起高價藥物的苦況。在藥物昂貴的情況下,代購藥物在內地其實並不罕見。(視覺中國)

一向以來,專利藥品一般都由發達國家研發及生產,而仿製藥的製造多位於發展中國家。2018年內地電影《我不是藥神》一度掀起大眾熱話,其故事背景來自內地藥業真實情況:中國白血病人負擔不起天價瑞士原廠抗癌藥「格列衛」(Glivec或Gleevec),因而從印度走私平價仿製藥,卻遭當局處處打擊。這故事亦道出鮮為人知的真相:印度的仿製藥產業一直以來救活了不少發展中國家的病人。

西方mRNA技術破天荒 中國仍徘徊「仿製階段」

中國的仿製藥發展比歐美國家起步較晚,主要在本世紀這二十年間。這段時期,中國正由計劃經濟過渡至巿場經濟的初步階段,外資、民營或混合的醫藥企業開始在巿場冒起,改變了內地由國企壟斷醫藥業的局面。在這次疫苗戰中「先拔頭籌」的科興生物(Sinovac Biotech)就是創立於北京的新興藥企,於1999年成立以來已研發出甲型肝炎、H5N1、H1N1等多款上巿疫苗產品,而這次新冠疫苗「克爾來福」(CoronaVac)所採用的都是傳統的滅活技術,技術含量不高,卻穩打穩扎。

當然,西方的生物科研及製藥業遙遙領跑在前,正如這次跟德國BioNTech同樣一鳴驚人的美國生物科技公司莫德納(Moderna),其新冠疫苗所採用的mRNA(信使核糖核酸)技術,正是研發數十年的嶄新成果,該疫苗研發背後更有美國國家衞生院(NIH)斥資25億美元公帑支持。同樣是以mRNA技術開發疫苗的輝瑞(Pfizer),獲得德國政府資助4.55億美元。

美國新冠肺炎疫情:圖為12月16日加州韋斯特伍德一名護士在醫療中心接種輝瑞藥廠有份研製的疫苗。(AP)

上述兩款疫苗動用到大量國家公帑開發,也是科學家們多年研究的心血,兩家廠商均計劃從中獲利。藥廠不一定願意放棄專利權,疫苗產品在自由巿場也是跟隨「價高者得」的資源分配原則,在物資短缺時,就是付得起錢而先到者得。

根據英國組織Global Justice Now統計,輝瑞與莫德納分別把82%和78%的疫苗庫存賣給富國。上述反對撤銷專利權的國家,正正是「穩袋」大批疫苗的國家,甚至開始有囤積迹象。加拿大購得的疫苗存量,估計足夠為全國民眾接種五次。然而,富國將來剩餘的疫苗如何處理、會否分配給發展中國家,卻未有討論。

對於不少發展中及落後國家,上至官員、下至平民百姓,現在只能乾着急。巴基斯坦目前正與第一家疫苗生產商洽談,該國衞生部核心談判人員蘇爾坦博士(Dr. Faisal Sultan)向英國廣播公司(BBC)表示,他們仍未確保能購得疫苗,因為在疫苗效用成疑時,他們不能盲目押注。他認為,只有少數國家才可「奢侈」地採購疫苗。在津巴布韋愛滋病預防機構工作的Lois Chingandu則表示,國家什麼時候能獲得疫苗,目前仍未明朗,他們只能坐着等,盼望在「有生之年」得到疫苗。上世紀九十年代,她每天在津巴布韋首都哈拉雷看着數以千計的人死於愛滋病,當時已有藥物可以延長生命,卻不是人人都能買得起。

印度研發的新冠疫苗也在全速推進,希望2021年底生產25億劑。(AP)

歐美等發達國家強調,維持生物技術及藥物專利才能使科學家有動力參與研發,以對抗各種疾病。如今,西方堅拒開放新冠疫苗及藥物專利,造成窮國買不起藥的情況,看來跟上世紀末的愛滋病疫情沒太大差別。不過,2020年這場大流行也許是全球生物製藥業的分水嶺,西方以突破性的mRNA技術應戰,中俄印等則研發自家疫苗,並動用強大的生產能力,為較欠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供應疫苗。廿一世紀,全球化加速了流行病傳播,新冠肺炎疫情告訴我們,生物科研及製藥業已成為本世紀的大國「競技場」。

重點投資生物醫藥業 確立專業技術與聲譽

近年,中國有不少仿製藥廠漸漸由生產技術含量較低的化學仿製藥(如阿士匹靈),轉投生產成本較高、較複雜的生物仿製藥(如疫苗、重組蛋白等)。隨着中國經濟發展,環境污染、城巿高壓生活、飲食習慣改變等因素使癌症等病例增加,加上人口高齡化,14億人口對於高質量及平價的醫藥需求大幅增加,發展生物醫藥業因而顯得更加重要。不但仿製藥需要壯大發展,創新研發及生物技術更要全速推進,加上近年不少從事生物技術研究的「海歸」回流,也為業界帶來人才。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去年4月的報告指出,生物科技於廿一世紀有力為全球的地緣政治、經濟及社會帶來重大轉變。長久以來,美國在生物科技的眾多範疇都是世界領導者,但中國急起直追,並在這方面成為一個重要競爭者,逐步收窄兩國的差距。

英國新冠肺炎疫情:圖為1月4日,蘇格蘭一名長者接種新冠疫苗。(Reuters)

1999至2003年,全球近半生物技術專利申請都來自美國,期間,韓國及新加坡等國雖然都大力發展生物技術,但規模難與中國相比。在中國政府全力推動之下,由中央、地方各省市政府層面投資於生命科學研究的資金高達1,000億美元。在2015至2017年間,相關領域的創業投資及私募股權投資額高達450億美元。中國的製藥公司的年度研究及開發(R&D)金額由2014年的390億元人民幣,躍升至2017年的530億元人民幣。

報告指出,雖然投資額相對西方標準仍然偏低,但預期中國的生物科技發展會持續、快速成長,成為全球一大競爭者,並漸漸由跟着西方創新,邁向自家創新。這次新冠疫情,中國「拼勁全開」地研發新冠疫苗,也促使各界向生物醫藥界投放大量資源。

(節錄)

上文節錄自第246期《香港01》周報(2021年1月4日)《「後新冠」地緣政治新戰線 大國押注生物醫藥發展》。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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