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武漢・五|法學家秦前紅:勿將民眾當成沒有靈魂的受管制對象

撰文:鄧峰 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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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武漢封城日記,多數人的第一反應想必會是作家方方的日記。但其實在武漢封城期間,常年生活在武漢的知名法學家秦前紅教授同樣也有寫下封城日記,並一度在知識界競相傳閲,只不過後來因為有領導善意勸奉,才未有繼續更新發布。
12月9日,我們在武漢大學法學院專訪了秦前紅。從和他的交流中可看出,這位身兼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的教授,認為應在中國現實和既有政治秩序上,循序漸進改革。他對於中國疫情防控有着法律層面的思考。

本篇採訪是《香港01》【重返武漢】系列的一部分。全系列共15篇,此為第五篇。

防疫暴露官員法治意識的欠缺

01:你在日記中寫道,綜觀武漢市防控指揮部發出的決定或草案,政治取位的因素過重,而於法律層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你曾用公開呼籲、私下溝通、專門報吿等方式要求防控部門的文吿必須指明行為的法律、法規依據,不能恣意妄為。後來這方面確實有所改觀。
從這個細節來看,你覺得中國法治建設存在哪些問題?按照十四五規劃,接下來要朝向法治政府、法治國家和法治社會的方向邁進。

秦前紅:十八大以來,我們把依憲治國、依法治國提到一個很高,甚至可以說無以復加的高度,但是就像列寧所說的「一打口號,不如一個行動」。

在中國,我覺得「路徑依賴」的現象非常普遍,出現什麼事,許多官員幾乎本能地採取以前的政治管制手段。習近平說過,法治建設要抓關鍵少數。此處的關鍵少數,主要是指黨政系統手握實權的主官。可事實上,黨政系統不少官員骨子裏還是缺乏法治意識。

01:所以這次疫情,相當於一個小的細節,暴露出來法治意識的缺乏?

秦前紅:習近平反覆強調過依法戰疫、依法防控,可具體到疫情「風暴眼」武漢,防疫指揮部的公吿明明許多是有法律依據的,為何不說明?現在我們也不是手抄手寫,都是電腦,加那麼一句法律依據,為什麼不可以?這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又能彰顯依法防控疫情,他們起初都沒有去寫,沒有別的解釋,就是法治意識不夠。

法治狀況還是不盡如人意

01:自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依法治國以來,過去幾年中國在法律層面的動作不斷,包括一批法律的修訂和出台,也平反了一些冤假錯案,但也反覆強調「黨的領導」。據你的觀察,認為過去幾年中國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的成效如何?怎樣理解法治和「黨的領導」關係?

秦前紅:「黨的領導」和法治是個特殊的中國命題,西方的那些法治之路,強調所有人所有組織都在法之下,在法之上只有神。中國的情況比較特殊和複雜,從過去搞革命、搞建設到改革開放,至少從實踐層面來說,誰在推動這一切?答案顯而易見,共產黨早已內嵌於整個中國秩序之中,是不能迴避的事實,你必須承認它的存在和作用,只能說它領導的方式和手段有什麼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去改進,這是個很中國的命題。

秦前红教授

01:那你怎麼看過去幾年中國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的成效?

秦前紅:這幾年確實有出台不少具體的舉措,但這是個很主觀、見仁見智的問題,不同人可能會有不同答案。知識分子本就是過於理想主義的群體,總是對這個社會要求太高。我覺得現在這個法治狀況跟我的期待是有距離的,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

01:具體哪些跟你期待的有距離?

秦前紅:比如說民營企業的保護問題,其實近些年冤假錯案的平反,並不僅僅是指「呼格案」或「聶樹斌案」,還有一些民營企業家案子的平反。然而,在社會層面,民營企業家信心還是不足。

觀察中國社會的指標,往往越是強調什麼,往往可能意味着這方面做的不足,這幾年對民營企業家保護的強調同樣如此。民營企業家他沒有足夠的信心,要麼用腳投票出國了,要麼不投資不作為了,享受生活去了。問題出在哪裏?這不是無法可依的問題,一定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問題,是貫徹實施不好。

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我們的法治狀況還是不那麼盡如人意。

中國需要建立災害防控的正義倫理

01:你在一篇日記中呼籲,中國亟需建立一種災害防控的正義倫理。數以億計的正常人群因為疫情而失去自由、隱私或財產權利受限。對於政府的各種嚴厲防控舉措民眾選擇了服從和配合。當然,政府所為大多已有法律授權,但即便是沒有法律授權,民眾也選擇了合作。可否展開來談談你所呼籲的災害防控正義倫理?

秦前紅:過去中國社會常見的聽從安排,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裏面,大家尚都接受。但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社會變化很大,很多西方的法治和人權理論尤其是一些已成人類發展文明共識的觀念,融入到社會生活之中,大眾對於自身權益的訴求越來越強烈。我們憲法也是有關於人權保障的規定,在這種情況下,官員不可能再像過去封建社會,遇到什麼事情我就幹了,你們都聽我的,不能跟我抗辯。

官員們需要說清楚你行動的法律依據和理由是什麼,要尊重大眾的知情權。你不能把老百姓單純地當做一個被管制的對象,更不能像管一群沒有靈魂的動物那樣管人民,你要讓人民知其所以然。一個講道理、會溝通的政府更有公信力和行動力。

疫情期間農村防疫過程中,基層一些幹部的做法有失粗暴,在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下把你的門貼個封條給封上了,把人給限制起來,甚至動手動腳。湖北有一個貨車司機,在高速公路上被困20多天,到哪個地方都不讓他下路,甚至都不讓他加油。很多學者說我們這次抗疫體現了生命至上,我說不能抽象地談生命至上,得新冠病毒人的生命是得到尊重了,可那些患癌症、患腎病、患血液病、患其他病的人,可能因此失去救治機會。我們需要建立災害防控的正義倫理,保障民眾權益。

《香港01》【重返武漢】系列共由15篇組成,本文為第五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