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武漢・三|法學家秦前紅:封城是猛藥 中國需制定緊急狀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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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武漢封城日記,多數人的第一反應想必會是作家方方的日記。但其實在武漢封城期間,常年生活在武漢的知名法學家秦前紅教授同樣也有寫下封城日記,並一度在知識界競相傳閲,只不過後來因為有領導善意勸奉,才未有繼續更新發布。

12月9日,我們在武漢大學法學院專訪了秦前紅。從和他的交流中可看出,這位身兼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的教授,認為應在中國現實和既有政治秩序上,循序漸進改革。他對於中國疫情防控有着法律層面的思考。

本篇採訪是《香港01》【重返武漢】系列的一部分。全系列共15篇,此為第三篇。

中國疫情防控總體表現算不錯

01:你在疫情期間寫的日記中,提到中國應對疫情時所出現的問題和需要反思的地方。當時正值疫情肆虐最嚴重的時候,大家都不可避免受到情緒的影響。
現在我們把時間線拉長,放在疫情一周年的今天來看,中國疫情早已得到控制。結合2003年SARS的教訓,你覺得現在我們再去看今次疫情,有哪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秦前紅:當時是一個在現場的感覺,現在都過去很久了,從時間的意義上講,雖只是今年的事情,但可能對很多人來講,已是一個很遠的過去。

要說反思,肯定還是有不少地方。比如說,在制度層面,如何讓應急反應機制更快速有效;在醫療資源的儲備層面,今後是不是可以更充足一些,因為當時疫情所暴露的一個嚴重問題就是,醫療資源嚴重不足甚至是一個臨近崩潰的狀態,發生了醫療擠兑,造成了恐慌,進而對大眾心理的刺激和社會穩定都產生了消極影響。

01:你說到制度的問題,其實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時候,中共有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次疫情按照中國政府的說法,是對國家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現在回過頭來看,你怎麼看中國在這次「大考」當中的表現?你可以結合中國過去的表現和今天國際社會的表現,進行一些比較。

秦前紅:從比較的意義來看,有兩種比較,一種是我們自己和自己比較,比如說跟SARS時的應對比較,另一種是和現在國外尤其是歐美比較糟糕的疫情防控進行對比。我覺得中國人比較統一的看法是,中國疫情防控至少是不錯的甚至是良好的。我是個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要與社會保持一種距離,我也會覺得儘管疫情防控初期很多地方充滿混亂和驚慌失措,醫療物資儲備不足,但總體表現算是不錯的。

秦前紅教授

中國需要制定緊急狀態法

01:你在2月2日的日記中提到緊急狀態和平常狀態的不同,認為緊急狀態組織架構是對常態組織架構的揚棄甚至另起爐灶。
我們前段時間採訪了中央黨校的王長江教授,他也提到同樣的問題,認為中國應對疫情的方式證明應急動員機制、戰時機制確實有效,有非常獨特的優勢和優越性,但是在疫情控制之後,需要儘快走出這種應急狀態,回到日常的經濟發展和建設狀態。
對此你怎麼看?

秦前紅:緊急狀態和平常狀態是不一樣的,比如說指揮架構,我們平常的指揮架構有一套黨政系統,包括黨委、人大、行政部門、法院、檢察院,它們在一個正常秩序之下各自去發揮職能,各自要保持一種法律意義上的配合,或者說相互監督和協作的關係。但是到了一個緊急狀態下,若還是讓各個機關按照平常議事方式開會,去充分的討論,再有一個表決,那就效率太慢,不太適合。緊急狀態之下,所有的問題都是要對焦的,任務相對單一,指揮號令中心的權威需要相應的集中。就拿疫情防控來說,最主要任務是迅速控制疫情,有些看起來不那麼緊迫或者重要的一些職能是可以讓它暫時停擺,以便於政府能夠集中精力應對最緊迫的防疫。

01:你在日記中說,緊急狀態法治理論將成為未來幾年學術的一個熱點。

秦前紅:對。現在諸如醫學、政治學、公共管理學、法學、環境保護等各個領域的學者,都在從不同的視角建言獻策,給有關部門寫報吿。官方也在推動這些工作。人本來就是個學習動物,人要不善於學習不善於總結,就不能稱之為高級動物。

01:你在2月15號的日記中連續提到好幾個問題:學界諸多同仁堅持不懈地究問「書面訓誡」 的性質,中國是否可以建立 「吹哨人」 制度?為什麼沒有宣布緊急狀態或者戒嚴狀態?在疫情一周年的今天,你怎麼回答這些問題?

秦前紅:書面訓誡現在在學理上還有不同的認知,有人認為是行政處罰,有人認為就是個行政強制措施,還有人認為什麼都不是,只是一個帶有人治色彩的處置措施。

建立吹哨人的制度,學者們也是這麼呼籲。在中國這麼一個超大型國家,儘管我們政府有一套系統觸摸社會,去了解或掌握社會狀況,但還是不夠的,有時可能會失效,還是應該考慮建立吹哨人制度,有一套規範的預警系統,能夠在遇到事情時把信息發出來,然後政府和大眾能夠據此去做一些必要的及時的反應,這有什麼不好呢?

緊急狀態和戒嚴狀態,這個要且行且觀察,看看我們從這次疫情裏面有什麼樣的反思。我是憲法學者,堅持應該根據憲法啟動緊急狀態,但後來官方採取的是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響應的方式。我現在一樣還是覺得要有個緊急狀態法,既是為了落實憲法,實施憲法的需要,又可以融通相關不同法,避免法和法之間打架。

立法限制野生動物交易有點過快

01:你在2月15號的日記中有寫到說,在疫情尚是撲朔迷離,諸事紛擾,國家深改委會議竟然提出了「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儘快出台生物安全法」,也寫到生物安全法涉及科學倫理、科學自治、政府職守、公民道德、社會監督等系列制度安排,關涉政治與科學的分際、法律與職業道德的邊界,是一個高難度的立法議題。你用了「竟然提出」,好像這個法律儘快出台的背後,你有一些擔憂?

秦前紅:我當時覺得節奏太快,因為我們還沒有找到病毒的來源,現在這個病毒的來源也是眾說紛紜。當時我們做的假定都是讓野生動物背鍋的,出台了法規,對野生動物交易和食用作出了非常嚴格的限制,可事實上我們並沒有研究清楚,立法節奏有點過快。那些以此為生的農戶或養殖戶,因為這樣一部法規就立刻陷入困境。

01:到了今天,你是否還覺得這個立法有點太快?

秦前紅:是有點快,那麼快立法等於承認了病毒源自野生動物,比如說是蝙蝠,那不就是吿訴別人病毒可能在中國先出現?可我們後來也明白,病毒未必源自中國,武漢是疫情集中爆發的首發地,但首發地並不等於病毒一定是從武漢產生的。我們當初通過立法承認病毒源自野生動物,潛藏含義是病毒可能先在中國出現,現在又開始說病毒未必起源於中國,這樣豈不陷入到自辯無力的尷尬之中?尤其在疫情最緊張的時候,西方國家集中「吐口水」,當時我們那樣做有可能授人以柄。

《香港01》【重返武漢】系列共由15篇組成,本文為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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