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站|中共黨政軍的一次「務虛會」

撰文:穆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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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中共數百名黨政軍高層在位於北京海淀的中央黨校進行「集訓」。自1999年以來,每年至少一次這樣高級別的省部級黨政要員培訓已經成為慣例。尤其是從2014年開始,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本人和其他6名常委幾乎出席了每一次「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

總而言之,這是中共就「關係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所舉行的研討班,而且規格極高——除七常委外,這次研討會開班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也露面了;而且不得無故不到,如果讀者注意到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和省長李幹傑是如何「請假」離席的,就可以清楚明白這一點。

1月11日,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開班。(新華社)

當然,以上都還只是形式上的。之所以說此次中共省部級黨政主要官員專題研討班如此重要,是因為北京在強烈地灌輸習近平的一種新思維——中國進入了「新發展階段」。此處,「新」並非一個形容詞,只要結束一段「舊」歷史時期,下一個階段總是「新」的;而是說這是一個「名詞」,是習近平宣布未來30年將作為中國官方所定義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構成部分。當然,這裏似乎並不適合以「習近平時代」描述(這無法解釋2012年以來的「8年」),但北京顯然有這樣的意圖。

「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由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現實邏輯決定的」,習近平在解釋他的三大邏輯時說,「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這標誌着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發展階段」「新中國成立不久,我們黨就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未來30年將是我們完成這個歷史宏願的新發展階段」。

儘管「新發展階段」的提法早在2020年便已經頻繁出現在中共官方話語體系中,但習近平今天如此坦率地解釋還是第一次。

中共已故領導人毛澤東曾經將社會主義分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兩個階段,「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而代表中國開啟改革開放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於1978年召開後,鄧小平一代中共高層即據此形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並將之作為鄧小平理論的一部分。葉劍英則在1979年公開表示,「搞社會主義現代化有一個從初級到高級的過程,中國的社會主義還在幼年時期」。

上百名中共黨政軍高級官員1月份在中共中央黨校出席研討班,每年的研討班都極為重要,規格極高。(央視截圖)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在趙紫陽時期及其稍後受到過左派的挑戰,但是並沒有改變其逐漸成為官方正統意識形態被繼承下來的「命運」。理論界認為,這種提法既為中國推行更大膽的改革開放甚至「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退步」提供了彈性空間,同時也沒有背離向建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最終目標。也即說,它否定了社會主義建設「一步到位」,但並沒有否定社會主義的最終理想,因而同時堵住了左派和右派的口。

當然,作為一種實用主義的提法,它更重要的意義是開創了一條中國所獨有的漸進式改革路線,並被歷史驗證為極其成功的——至少直到現在仍然是如此對比明顯,而蘇聯則在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的激進改革和葉利欽(Boris Yeltsin)的「休克」療法中一蹶不振。

但這一問題遲早都是中共領導層要面對的。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中共領導人並沒有主動挑起這一爭論的動機,從現實來看雖然必要但並不緊迫,所以沒有人試圖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內外做過多的理論「貢獻」。僅有的「21世紀重大戰略機遇期」與之略有關聯,但它究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處於什麼位置,中共官方則是語焉不詳的。

「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概念仍在被習近平沿用,但他更迫切需要突破既有的框架。新發展階段的提出,意味着習近平在努力「掙脱」中共既有的理論語境。當然,這種意圖早在習近平上台後就有所顯現,比如他將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前後三十年進行階段劃分,再比如對未來30年即中共建政百年前的一段時間再以2035年作為「基本實現」和「完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階段劃線。而這次「新發展階段」概念的出現不過是一次更清晰的總結和表達。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一個靜態、一成不變、停滯不前的階段,也不是一個自發、被動、不用費多大氣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過的階段,而是一個動態、積極有為、始終洋溢着蓬勃生機活力的過程,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髮展進步、日益接近質的飛躍的量的積累和發展變化的過程」,在解釋為什麼提出這一概念時,習近平用非常符合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說了這樣一段話。

10月26日至29日,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召開。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資料圖片)

新發展階段的提出,從哲學上很符合邏輯。不過,更現實的是,他試圖賦予未來30年更令人信服的更充實的含義,而不僅僅是自我定義的淡倉概念。

第一,最重要的是中國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改變,而且這種矛盾並不僅僅是哲學上的還是社會現實上的,即發展不平衡分配不公平的矛盾。

其二,他要回答幾個相對「根本性」的務虛性質的問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究竟有多長,百年還是更長?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算不得「共產主義社會」(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生產力得不到解放、物質資料得不到極大豐富的情況下是不能達致共產主義社會的),那麼中國還是不是社會主義社會?或者說,是否如1980年代後出現的爭議那樣淪為事實上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

其三,中國要確立自己在世界的地位,不僅僅是經濟體量是否在某年超越美國的問題,還要在「體制上」證明自己的優越性,「時與勢在我們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