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民進黨新課綱背書 台灣教授竟貶抑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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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統獨意識爭端,台灣每回對歷史課綱的修訂,都會引起極大的關注與批判。尤其是2019年民進黨政府施行的《108課綱》,將高中歷史以往按朝代順序的寫法改成主題式,又將中國史融入「東亞史」的篇幅中,更讓王仲孚、吳昆財等台灣學者批評是去脈絡化與「去中國化」的新手法。

為了配合新課綱正式上路,台灣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林桶法揀擇兩岸與日本學者的論文,編成《課綱中的中國與東亞史:從國家社會、人群交流到邁向現代的歷程》一書,並於2021年1月28日舉行新書座談會,講述新課綱的優劣與編纂論文集的動機。在此之前,林桶法也已與其餘學者合編《課綱中的台灣史》論文集,同樣是作為補充新課綱之用。

林桶法(中)於新書座談會上講述編纂動機,並稱許民進黨歷史新課綱的優點。(塗柏鏗/多維新聞)

曾於2014年連署「反課綱」的林桶法,雖然對《108課綱》的撰寫方式也有過批評,但在這回新書座談會上,卻稱譽新課綱的制定是台灣教科書的「革命時代」。林桶法還細數歷年來的歷史課綱變動,聲稱諸如「要不要稱日據、或者叫日治,或者台灣史的篇幅要多少等等」,「都是在枝節末葉上面改變」,林認為這不會影響到教學現場。林還聲稱,這些改動「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不是我們教學現場的問題。我主要關心的是學術的教學現場,政治的現場,不是我們能夠關心,或者我們能夠改變的」。

接着林桶法讚許新課綱改變了昔日課綱的中國中心論、朝代中心論等思維,把群眾性、人民性、轉型正義、國家暴力、分域動態等最新的歷史概念都加入。為了論證這種「多元」觀點的進步,林桶法舉戰爭為例,宣稱「戰爭也不一定是壞的」、「它會帶來破壞,也會帶來新的精神」。

林桶法接着又說道:「德國柏林那個猶太人博物館,它就是一個反思,反思人類的文明,反思人類的一些問題。而這樣的反思,它不像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那樣赤裸裸地、很明顯地讓你覺得悲慼的那種感情,反而這個博物館會讓你有些反思性在那上面」。

林桶法(左一)於新書座談會上強調新課綱的重點就在於解構,並貶抑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反思作用。(塗柏鏗/多維新聞)

此外,同樣出席座談會的台北永春高中歷史教師唐裕凱,則提出對《108課綱》的不滿。渠認為「到底是誰的中國與東亞?東亞的定義講得不清不楚啊!」、「要東不東、要亞不亞,然後稿子有點去脈絡化,變得好像是主題式的各國國別史」,並批評課綱仍聚焦在中國、朝鮮、日本等國家,琉球等部分國家沒被提及,並非名副其實的「東亞史」。

但唐裕凱對新課綱的另外一項批評,恐怕有點令人啼笑皆非。唐裕凱自承從2008年開始教書後,「我一開始教的學生,他們以前讀中國史,講很多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制度,他其實沒有什麼感覺中國中心論,因為學生沒有什麼後設思維,他沒有辦法去理解。那現在這個課綱,他反而會『老師,我讀了以後覺得中國好棒棒,中國影響周邊的各個國家,他們都學華夏都學中國,中國好強』,就是反而造成他們有一種直覺、直觀的概念」。唐裕凱強調自己並非指責新課綱帶有「中國中心論」,但新課綱會讓「學生真的沒有辦法有後設思維」。

爬梳這些教師的發言,實在不能不教人質疑,彼輩對教科書定位、史觀與史實等三方面的看法都存有舛誤。首先,義務教育階段的教科書本就是培養公民對於國家與民族認同的重要載體,各國無不重視,從來就不是「純學術」教材。也正因如此,台灣各黨才無不極力搶奪教科書的話語權不是嗎?否則又怎會在每回修訂時惹來「去中國化」的罵聲?課文中的每字每句、對兩岸歷史變遷的介紹,都涉及再造台灣社會的政治屬性與國家認同,故林桶法自稱只關切「學術的教學現場」,從本質上就註定不可能做到。

至於史觀方面,林桶法一面宣稱歷史概念沒有所謂的「最新」,但又矛盾地抬舉「轉型正義」、「國家暴力」和「解構」等概念,形同給各種觀念評等優劣,這難道不是種意識形態的灌輸?平心而論,不管是歷史或其他社會科學也好,「百家爭鳴」本就是正常的學術動態,各種新名詞與新觀念均代表人類思想的碰撞,不宜直接否定。但在國民義務教育上,歷史教學必須依循一貫的價值觀與國家觀,而李登輝以降的台獨勢力也正因熟知此理,才會以推銷新穎學術概念、鼓勵學生多元思考的名義改寫課綱,企圖瓦解過去「部編版」教科書內的中國認同。故新課綱中的所謂「多元」,其實只是為了消解原有的國族認同、建構一套「新台灣人」的獨立史觀罷了,根本不是真心在乎學生有無培養「多元」思辨能力。

台北永春高中歷史教師唐裕凱(左一),竟聲稱被批評是「文化台獨」的《108課綱》會讓台灣學生看了後佩服中國文化的偉大,進而缺乏「後設思維」。(塗柏鏗/多維新聞)

也正因新課綱的深層目的是解構中國認同,因此林桶法才會主張「日據」與「日治」的叫法無關宏旨,更褒揚德國柏林猶太博物館,貶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作用。然而,「日據」與「日治」的差異在於是否承認日本殖民台灣的正當性,這攸關二戰定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性,以及戰後「台灣光復」的合法性,怎可能屬於「枝節末葉」的改動?迴避這個問題的行為,本身就是種政治表態,故林桶法也並未落實自己宣稱的沒法關心與改變政治問題的發言。

再說猶太人遭難與南京大屠殺俱是人類歷史的災難,難道猶太人的苦難就不悲慼嗎?何以介紹南京大屠殺慘劇的紀念館的悲慼得受批評、還起不了林桶法要求的「反思性」?裏面陳列的侵華日軍殘忍手段、受害者的名單與遺像,難道無法讓良善之人痛詆日軍的殘暴、傷懷罹難者的境遇、控訴侵略國的罪責、進而反思日本軍國主義的危害?林桶法的對比,不但讓自己表面推崇「多元」史觀的態度顯得虛偽,更賤棄南京大屠殺受難者的痛苦與淡化日本侵華的罪惡。身為一名學者,為了肯定新課綱竟如此宣傳,林桶法的言論委實太過偏頗。

而從唐裕凱的不滿來看,這份被批評為「文化台獨」的新課綱,竟會讓學生讚歎「中國好棒棒」,導致缺乏「後設思維」?此等邏輯着實叫人如墜五里霧。因為揆諸史冊,幾千年來中國引領東亞各地區文明的發展,始終是不爭的事實,無論是高句麗小獸林王從前秦引入佛教、律令、太學,或是日本派出的遣隨使、遣唐使,以及越南使臣向中國爭論自己是「華」非「夷」等各種例子,都斑斑證明中國文明的進步與輻射性,東亞各國的語言、飲食、風俗、傳統政治無不受中國影響。假如要否定這段歷史,以免台灣學生欣羨中國文化的魅力進而產生歸屬感,那麼這群台灣老師們是不是該自行發明一套歷史廣為傳授,如此才叫合格的「後設思維」?

台灣教科書的爭端起源自國家認同的混亂,故從來就不可能純以學術層面探討,上述幾名教師的表態也不過是台灣整體社會「台獨仇中」的意識縮影,絕非少數個案。因此,只要兩岸問題存在的一天,台灣歷史教育就愈有可能被批着「多元」外衣的「反共仇中」思維裹脅,台灣學生對國家的認同、對史實的陌生、對史觀的錯亂,也一日不可能被糾正,最後在「多元史觀」的灌輸下淪為盲目「反中」的空殼而不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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