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鄉巴佬｜不願睜眼看中國的「萬斯們」才是鄉巴佬
作為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的博士，想必美國副總統萬斯（JD Vance）一定知道家喻戶曉的李約瑟和薩義德，但是當他在新聞節目上以「鄉巴佬」來稱呼中國人並一臉鄙夷的時候，恐怕還是得重新讀讀李約瑟和薩義德才行。
從「李約瑟難題」說起
80多年前，當中國滿目瘡痍深陷「救亡圖存」的抗日戰爭時，時任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英國生物化學專家李約瑟帶着對古老中國的好奇來到中國。在來中國之前，李約瑟跟那個時代的普通西方人一樣，既被長期以來的「西方中心論」氛圍所影響，也或多或少對中國這一神秘國度抱持各種偏見。在中國四處遊歷、考察之後，李約瑟驚訝發現，古代中國的科學技術原來如此輝煌、如此燦爛，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遠超過所有其他國家。
其後，李約瑟開始着手編寫七卷本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並在第一卷的序言中發出叩問：中國的科學為什麼持續停留在經驗階段，並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論？中國的這些發明和發現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在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而中國文明卻未能在亞洲產生與此相似的近代科學，其阻礙因素是什麼？李約瑟的叩問後來被總結為「李約瑟難題」：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這顯然不僅是一個學術命題，更是一個歷史命題、文化命題。
雖然人們對「李約瑟難題」有不同解釋和答案，但至少有一個基本共識，那就是中國科學技術並非天然不如西方，而是在西方國家產生了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之後，中國才迅速從最先進的國家跌入低谷。意大利著名經濟史學家卡洛·M. 奇波拉在《工業革命之前：1000-1700的歐洲社會與經濟》一書中講到，在公元1000到1700年，西方世界基本是農業社會且處於黑暗時代，與同時期中國相比，西方更為貧窮與落後。18世紀之後，一切都被逆轉。隨着西方國家在經濟、軍事、政治力量上迅速崛起，中國就像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被英國及其他西方勢力打敗，並淪為半殖民地。這也是中國沒有發生工業革命帶來的後果。
「先進」與「落後」沒有絕對界線
如果「萬斯們」在更長時間脈絡裏來看中國、看西方、看世界，就不會如此傲慢與無知，因為「先進」與「落後」的界定並不是絕對的，就像傳統與現代一樣，今天看似「先進」的西方不僅曾經歷過「黑暗時代」且現如今也有「落後」，今天在「萬斯們」看來是落後的「鄉巴佬」中國也曾在許多領域領先於西方且也有「先進」。沒有歷史和文化的視野，沒有文明與野蠻的辯證，而只是帶着意識形態偏見從短時段、單向度來考察中國和世界，難怪中國外交部面對萬斯「鄉巴佬」的說法會詫異又悲哀，也難怪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會發出「讓美國那些『鄉巴佬們』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面前去哀鳴吧」的豪言。
李約瑟曾說，「我沒有任何意圖想貶低現在的中國政府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對於改善中國『老百姓』的命運所取得的驚人成就。同時任何一個西方人要想真正理解現代中國政府所做的工作，他也必須要懂得悠久的中國文化傳統的某些特徵；而恰恰在這一方面，西方人的知識卻貧乏得可憐。」「事實上，世界上其他各國都需要滿懷虛心的向中國學習，不但向現代的中國學習，也要向歷史上的中國學習，因為從中國人的智慧和經驗中，我們可以獲得許多醫治現代病症的良藥，以及推進今後全人類哲學發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百川納海是李約瑟特別喜歡使用的一個比喻，不但適於描繪科學的歷程，也適於描繪整個人類文明。這一點，值得「萬斯們」好好學習。
相較於來自英國的李約瑟，「萬斯們」應該對同為美國人的薩義德更熟悉。作為國際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後殖民理論的創始人，同時也是美國最具爭議的學院派學者之一，薩義德最為外界所知的，就是他的「東方學」研究。雖然中國並不包含在其「東方學」的範例中，但其以犀利的眼光和筆觸揭露的西方世界的傲慢與偏見，卻同樣適用於中國。
西方中心主義建構出「東方」偏見
在薩義德看來，所謂的「東方」是由西方來界定的，是西方以東的近東（小亞細亞、土耳其）、中東（伊斯蘭文化區）和遠東（中國文化影響的國家）地區。19世紀以來，與落後、野蠻、專制的東方比較而言，先進、文明、民主的西方，自然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有着優越感。但西方所創造出來的「東方主義」其實是一種普遍存在的西方傳統，是對東方世界的偏見。
薩義德說，西方對東方的知識體系有一個建構的過程：由於近東和中東與歐洲的距離並不遠，在早期的貿易、宗教交流和戰爭中，西方人逐漸對東方人產生了這樣的判斷：東方充滿着異國情調，他們是神秘的、迷信的。正是西方以「再現」的方式在教科書和學術中創造了一系列關於「東方」的話語，使這些話語通過正規的教育而成為了廣泛承認的知識。因此，通過西方學者生產出來的東方知識與真實的東方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差異。換言之，兩個世紀以來西方有關東方的各種各樣的知識，並不是作為一種歷史存在的東方的真實再現，而是西方人的一種文化建構和話語「再現」。而這種「差異」又被掌控知識詮釋權的西方學術界所抹去，從而將真實的東方消滅，而將西方「再現」的東方予以合法化。
在1968年所寫的《被面像的阿拉伯人》一文中，薩義德說，「如果阿拉伯人佔領的地域足以引發注意，那是個負面的價值。他被視作對以色列和西方生存的一個破壞因素，或……對1948年以色列立國的一個應予克服的障礙。巴勒斯坦被想象為一片空曠的荒漠，等待出現一夜繁榮，現有居民是些無足輕重的遊牧人，對土地沒有固定的所有權，因而也沒有文化根基。」也因此，在薩義德看來，在西方眼中，巴勒斯坦只是作為「一道戰鬥號令而非一個民族」存在着。聯繫到今天的以巴衝突以及2024年哥倫比亞大學的示威遊行，可以說薩義德自1967年之後不斷冒着死亡威脅發出的呼號，至今仍作為問題存在着。
發出「鄉巴佬」之言的萬斯，雖然也是西方文化建構的產物，但作為耶魯大學高材生，且以《絕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直譯《鄉下人悲歌》）一紙風行的他，理應對遭受強勢話語權壓制的弱勢群體有更多共鳴，對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有更深切的體悟，卻一再表現出對東方世界尤其是中國故步自封的偏見。從這個層面來看，萬斯顯然更像是「鄉巴佬」，一個固守西方中心主義且不願睜眼看中國、看世界的「鄉巴佬」。須知道，是否鄉巴佬從來不取決於出生、地位和身份，而是取決於能不能以開放、包容、平等、尊重的心態來看待萬事萬物，當然包括其他國家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