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美國那些『鄉巴佬們』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面前去哀鳴吧！」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上的這一句狠話，沒有人不知道是對美國副總統萬斯的諷刺。甚至乎這是在外交部之外，中央至今以來對於萬斯的最尖銳反擊。他近日在一次訪談中，以貶損口吻聲稱「我們向中國農民（peasants）借錢，來購買那些中國農民生產的貨品」，不但語帶對「鄉下人」的負面標籤，就連事實基礎也沒有。

現實剛好相反，中國向美國進口的是大豆、肉類等農產品，美國從中國購買的卻是蘋果手機、個人電腦以及稀土等高附加值的工業品和關鍵原材料。這是為什麼特朗普政府雖然大張旗鼓對華開打關稅戰，卻不得不豁免智能手機、電腦以及部分電子設備。美國人不但在生活科技產品上依賴中國，就連政府的財政支出也是依靠中國購入美國國債，相當於持續借錢給聯邦政府。這也是為什麼十年期國債收益率一度超越4.5厘，貝森特和耶倫兩任財長都要回應國債是否正被中國拋售。究竟是誰更像傳統意義上輸出農產品的「鄉下」，誰又在依賴對方的先進商品和資金，根本毋庸贅言。

耶魯大學法律系畢業的萬斯，相信不會不知道美國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只不過以《絕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直譯「鄉下人悲歌」）一紙風行的他，更加知道美國藍領民眾的情緒。萬斯對中國加貼落後、佔了美國勞動階層便宜的刻板形象，輕易就可以放大美國人的屈辱感和危機感，不但可以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提供支持，也可以對立敘事來煽動民粹主義。政治論述或許從來都不介意數據事實本身是怎樣，而在於其言論背後根深蒂固的偏見與傲慢。

傲慢與偏見看「他者」

不只萬斯和特朗普，不少美國精英一直以來自詡為「上帝選民」，習慣於從自身力量（尤其是軍事、科技、金融）的角度衡量世界。他們自恃美國僅兩百餘年的歷史，不打算理解歷史悠久、文化根基迥異的文明，更遑論加以尊重。若連美國內部的「他者」，他們都慣以歧視和壓迫，其對於非西方、非白人的輕蔑又怎會令人意外？

出於「天命」等自我合理化論述，美國短短兩百多年的歷史充斥着對原住民的土地掠奪、文化清洗和暴力壓迫。今日的明尼蘇達州就曾經住了慘遭迫害的達科他民族，當年他們被逼放棄土地，在反抗後還被政府殘酷報復，甚至集體公開處死。至於非裔美國人更加不用多說，由奴隸制、種族主義理論到吉姆克勞法，侮辱稱謂「Nigger」曾經掛在無數美國白人的口中。民權運動如果改變了社會，為什麼喬治佛洛伊德在2020年還會遭白人警員以膝壓頸致死？BLM運動一呼百應，揭示了種族歧視在當下美國社會依然嚴重。

如果我們以為在美國只有黑人才會被歧視，那就無法理解奧斯卡太白（#OscarsSoWhite）的爭議。在至為彰顯美國文化軟實力的荷里活，非白人演員的能力和貢獻被一直忽視，奧斯卡史上首位亞裔影后竟然要到2023年才能誕生。馬來西亞華裔的楊紫瓊直言獲獎打破了荷里活一直以來對亞裔的刻板印象，直接道破了亞裔面對的隱形天花板和歧視。

在過去數百年，這種傲慢和偏見由西方憑藉硬實力擴展到國際秩序、全球化的過程之中。看似客觀中立的國際法不但深受歐洲中心主義的影響，事實上也由帝國擴張所推動。歐洲以外的政治體曾經因為「不夠文明」、「缺乏治理能力」等「理由」，而被剝奪了平等的國際地位。殖民干預、不平等條約甚至直接征服，也因此得以披上「合法」的外衣。

而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西方列強也是處於主導地位的「核心」，剝削被視為「邊陲」的殖民地和發展中國家。諷刺的是，西方所謂的先進、自由和文明，本來就是建立在對非西方世界的壟斷和榨取；非西方所謂的落後和原始，事實上成就了西方列強的繁榮和強大。如果萬斯和他的支持者真的認為中國農民威脅到美國人的生計，他們為何沒有想過中美貿易在過去幾十年是如何支持了美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落後的不是任何一個國家，而是將西方和非西方視為核心和邊陲的二元對立思維，所以才會有誰是「鄉下人」的問題意識。

香港人如何看「鄉下人」？

香港人不應該是萬斯的受眾，更加無理由跟特朗普的支持者一般見識，然而以為中國落後和原始的偏見可能不遑多讓。習慣了在英國殖民管治下只求「賺錢」，習慣了借來的地方和借來的時間，習慣了後九七的抗爭政治，香港對殖民主義的批判與反思明顯是有限的，對於「鄉下人」的輕篾甚至同樣駭人。在某種程度上，「東西文化交匯」的宏大敘事很可能也淡化了殖民統治下的不平等與剝削。

香港因為獨特的歷史際遇而成為國際大都會，成為西方進入中國的門戶，是國家連接世界的橋樑。我們過去在中西方的資本流動、貿易往來中獲益良多，但那個充滿不平等、制度性偏見的「舊制度」（Ancien Régime）如今已顯得搖搖欲墜，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崛起，金磚國家在埃及、埃塞俄比亞、印尼、伊朗和阿聯酋加入後的經濟規模已經堪與七國集團分庭抗禮。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舊有的核心與邊陲關係受到挑戰，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霸權試圖力挽狂瀾，關稅戰只是國際政治及經濟激烈動盪的開端。眷戀舊制度的貴族和教士既然被歷史洪流無情淘汰，香港上世紀的光輝自然不是我們以為可以復刻的對象。

香港昔日扮演「超級聯繫人」，或許只要做個傳遞信息、撮合交易的買辦就可以。但在新格局下如果對帝國主義和資本剝削缺乏批判認識，對中華文明的歷史底蘊和現代發展模式又沒有掌握，那麼我們以為自己還可以聯繫什麼？香港成為「中介」之先就要具備自身思想和文化本位，一方面深入理解國家的發展模式，另一方面以批判眼光看待西方文明的複雜性，這樣才能在動盪的世界大局中找準定位。以為在關稅戰之下香港作為自由港可以撿個便宜，絕對是把這場文明對碰看得太過簡單。香港不只要扮演經濟層面的交流通道，更加有條件成為文明對話和理解的溝通橋樑。華人的社會，西方的熏陶，還有哪個城市比香港這個「遊子」更加應該具備跨文明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