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80年周年|中國對日本最需要的三個「清醒」

撰文:鄧峰
出版:更新:

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7年的七七事變到1945年的抗日戰爭勝利,整整14年之間,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極其深重的災難,超過3500萬中國人傷亡,中國現代化進程被迫中斷。

80年後的今天,時移世易,中日之間的綜合國力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儘管日本人均GDP依然明顯高於中國,日本在諸多方面的經驗和科技值得學習,但中國的綜合國力已經明顯超過日本,2024年中國GDP是日本GDP的4倍以上。毫無疑問,中國依舊是發展中國家,依舊有許多亟待應對的複雜挑戰,依舊有未竟的轉型之業。但中日綜合實力發生根本性變化背後,還是有力說明中國在經歷一系列苦難和挫折後,經過數代人的持續努力和勵精圖治,終於實現國家的和平崛起。

此時此刻,在抗戰勝利80年之際,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該怎麼面對歷史問題?怎樣去處理對日關係?在新的內外形勢下,中國要有三個維度的清醒認識。

淞滬會戰期間的四行倉庫保衛戰,被改編成電影《八佰》。(《八佰》劇照)

第一,牢記歷史教訓,繼續發展和壯大自己,持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近代日本侵華戰爭讓中國大地生靈塗炭,超過3500萬人傷亡,嚴重破壞中國現代化進程。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場浩劫,恰如納粹德國在歐洲的罪行。牢記歷史教訓既是對前人苦難的同情,又是對正義、和平的堅守。任何為侵略戰爭叫好的人,任何否認基本歷史是非、置民族浩劫於不顧的人,都不能不令人懷疑他的良知是否已經泯滅。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日本侵華戰爭的血腥歷史事實殘酷揭示出世界秩序的叢林法則和實力原則。當年蔣介石政府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一度寄希望國際聯盟(或可視為聯合國的前身)調解爭端,結果以失敗告終。那是一個大國紛爭、弱肉強食的時代,那是一個殖民主義、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甚囂塵上的時代,正義、和平早已被叢林法則和實力原則侵蝕,寄希望國際聯盟的調解無異於緣木求魚。

二戰後,人類社會建立起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叢林法則和實力原則。但從冷戰歷史和俄烏戰爭來看,叢林法則和實力原則依舊在影響世界秩序。這再次說明在人類社會尚未實現大同之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遭遇不公時當然應該尋求國際社會的聲援,但歸根結底還得靠自身。只有自身不斷發展和壯大,才能有足夠強大的能力維護正義與和平。否則,如果自身不強大,只能將希望寄託在國際社會的聲援,那無疑是在拿國家命運和人民福祉作賭注。

正義與和平在任何時候都應是努力方向,因為那是人之為人的價值追求,是一戰、二戰的血淋淋教訓。但正義與和平只有以強大實力作為後盾,才能歷經風雨而不倒。

1978年10月22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應日本政府邀請,前往日本進行正式訪問並出席互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的儀式。(人民日報日文版)

第二,在勿忘民族苦難、牢記歷史教訓的同時,中國社會要逐漸走出歷史悲情意識,不要活在歷史的陰影之中,只有這樣,中國才能輕裝上陣。畢竟,牢記日本侵華戰爭的歷史教訓絕不等於一直活在歷史的陰影之中,逐漸走出歷史的陰影也不等於忘記日本侵華戰爭的歷史教訓,要辯證地看待二者之間的關係,不可非此即彼。

不可否認的是,相比於對法西斯主義、侵略戰爭、反人類罪行有較多反思的德國,日本對軍國主義、侵略戰爭、反人類罪行的反思較少,甚至有時會刻意淡化、迴避歷史責任。這顯然是不公平的。中國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份,是中國能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的歷史依據。正如猶太人不會遺忘德國納粹大迫害的歷史,中國人同樣不會遺忘日本侵略戰爭帶來的民族浩劫。為了維護正義與和平,為了以史為鑑,中國當然需要敦促日本正視歷史問題,甚至應該聯合曾被日本侵略戰爭傷害的國家和地區,共同守護歷史的是非曲直。

但與此同時,日本侵略戰爭已經成為歷史,二戰結束之後中日兩國乃至世界形勢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今天的中國不再是昔日的中國,日本同樣不是過去的日本。自1972年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和1978年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以來,數十年的交流、合作早已在造福兩國百姓的同時讓彼此形成密切的聯結和新的共同利益。正因這樣,在新的時空背景下,中國在處理對日關係時應該逐漸走出歷史悲情意識,分清歷史和現實的區別,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把握好分寸,既要努力讓日本實事求是地正視歷史,又要向前看,不能讓歷史問題過度影響兩國關係正常發展。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發起七七事變,中國軍隊在盧溝橋抗擊日軍進攻。(VCG)

第三,中國要吸取近代日本侵華戰爭的狹隘民族主義和弱肉強食邏輯的教訓,以和平、平等、正義、命運與共來改進現行國際關係體系,堅守道義,提升中國在國際社會的道德感召力。這既是以史為鑑,又應是一個受難的大國崛起後的道義抱負。

北京大學教授王緝思曾在《淺論中日關係的鑑往知來》一文寫道:「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與日本在人種和文化方面最接近,而日本對中國所造成的民族災難和心理創傷也最嚴重。縱觀歷史,中日兩國的相互認知和感情一直處在不斷波動的過程中,俯視、仰視、平等、鄙視相繼出現,循環往復……中國國內經常聽到的一種觀點,認為日本民族生性缺乏平等意識,只懂得尊崇和服從強者,輕慢弱者;日本人之所以現在還不尊重中國,是因為中國還不夠強大。這種觀點說,等到中國的實力足夠厲害,在國際上跟美國平起平坐乃至超越美國,日本人就會乖乖地服氣,就像現在對美國那樣,對中國俯首稱臣。不過,中日關係180年的歷史事實,難以支持這一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立論。日本崛起之後對中國弱肉強食的態度和政策,不僅深深傷害了中國,也最終給日本招致了民族災難。所以,在180年的中日關係歷史中,最應當吸取的教訓,是國家間關係不能只遵循實力原則,外交政策不能訴諸狹隘民族主義,而必須遵守國際行為規範與人類共同的道德準則。」

中國是一個有着深厚文明傳統的國家,多年以來都在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平發展道路,因此在崛起後除了要本着必要的現實主義原則維護國家利益之外,不妨借鑑古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以大事小以仁」和「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智慧,不斷補齊國內發展短板,積極構建開放、包容、自由、民主、法治的社會環境。尤其是在面臨美國遏制壓力的當下,中國要集中注意力審慎應對,構建統一戰線,爭取更多的國家在中美競爭過程中不要二元對立。當然,這樣做最終是為了防止中美墜入「修昔底德陷阱」,是為了和平發展。

正如復旦大學教授唐世平所言,中國應爭取與東亞地區形成越來越緊密的經濟相互依賴,讓東亞地區不加入美國的「對華遏制統一戰線」,便能穩住基本盤。而要做到這點,除了國家實力之外,還要發揮外交智慧和道德感召力。這就要求中國在處理對日關係時要保持清醒和理性,從更宏大視野和國家發展大局來與日本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