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已經決定，在10月20日至23日召開二十屆四中全會。本次四中全會的主要工作是審議《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稿，為未來五年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確定基本政策方向。

今年是「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不久前引發海內外關注的世界最大水電工程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工程，正是「十四五」規劃確定的超級工程。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工程已經籌劃多年，若能順利達到預期目標，既會因為1.2萬億元人民幣的鉅額投資而刺激經濟發展，大幅提升西藏在整個國家的能源地位，又有利於推進「雙碳」目標，為應對全球氣候危機提供中國方案。通過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工程的例子，可以說明五年規劃在過去數十年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通常來說，無論個體還是組織，但凡是短期內不能完成的相對較大的目標，都可以分為不同階段或步驟，從而讓個體或組織在一段時間內持續推進，直到目標達成。小到個體的求學、購房、婚育、事業目標，大到一個公司的發展目標，乃至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目標，都可以提前進行籌劃，然後分成不同階段去具體落實。

中國政府的五年規劃同樣如此，區別只在於中國是一個廣土眾民、現實情況錯綜複雜的超大型國家。中國政府的五年規劃源於1953年至1957年的「一五」計劃，當時中國剛重新獨立和統一不久，面對長期內憂外患造成的一窮二白國情，新生的政權渴望早日讓國家崛起。

那個年代，世界分為美國、蘇聯兩大陣營，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當時中國與蘇聯同屬一個陣營，決心效仿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由國家計委具體負責編制國民經濟計劃。儘管當時的五年計劃有力促進中國工業體系的建立，但因為計劃經濟嚴重壓抑社會活力、創造力，以及當時政治運動頻發、極左思潮肆虐，故1978年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依舊貧窮落後。

1978年的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國運的歷史性事件，讓中國大多數人得以告別農業生產，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從那時開始，中國對文革的極左錯誤進行撥亂反正，將國家工作重心轉向經濟社會發展，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持續激發社會活力與創造力，逐步建立市場經濟體系。

不過在此過程中，中國政府依舊選擇保留五年計劃，努力讓五年計劃與新的經濟社會現實相適應。1980年10月，鄧小平表示：「年度計劃、五年計劃、十年規劃，中心和着重點不要多考慮指標，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優先的地位。」從那時開始，國民經濟計劃更名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新增人民生活改善、勞動就業、環境保護等方面內容。

自此之後，逐步建立市場經濟和持續編制五年計劃同時進行，共同構成中國治理的兩大特色。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意味着中國的改革既不同於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老路和蘇聯模式，又不同於自由放任的經濟模式。

1998年國家計劃委員會更名為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2003年又更名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隨着市場經濟的持續推進，2006年五年計劃更名為五年規劃，日益注重與市場經濟相適應。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今天中國的五年規劃已不同於改革開放前的五年計劃，而是與「起決定性作用」的市場相互促進和補充。

人類的發展歷史表明，政府有亂作為、腐敗的問題，市場有失靈或面臨危機的時候，政府和市場各自有合理性，關鍵在於持續探索符合實情的政府和市場的各自角色。無論是片面強調政府的角色還是片面強調市場的角色，都是對複雜的人性、複雜的現實視而不見，最終都只會事與願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持續探索政府和市場的各自角色，現已形成「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辯證觀點。可以作為「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一個例證是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啟動的電動汽車的研製開發計劃。當時中國綜合考慮國內外多方面因素，為了後來居上，大膽實施電動汽車研製開發計劃，納入國家五年計劃，通過政府規劃和引導的方式來積極培育電動汽車產業，從而讓今天的中國成為全球第一的新能源車產銷國。

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都應該綜合考慮短期、中期、長期，儘量保持平衡，只考慮短期根本難以成就大的事業，只考慮中長期不可持續。現代世界的一個困境是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治理都是過度追求短期利益，政策的規劃與落實缺乏穩定性和連續性，以至於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效不盡人意。

五年規劃是中國注重中長期利益的一個集中體現，顯示出中國治理注重提前籌劃和久久為功。從長遠來看，中國仍應持續探索政府和市場的各自合理角色，確保政府不亂作為，確保市場健康運行。可即便這樣，通過四中全會和五年規劃，可以讓世人了解複雜中國的一個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