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麗文從當年台大的台獨學生，走到今日國民黨主席，再走到「我是中國人」、高喊終結兩岸自相殘殺，同一時間，民進黨亦從當年的「有夢最美、希望相隨」號召，一路滑向今天只剩抹紅、警告、嘲諷的「恫嚇機器」。再有，鄭麗文當選伊始即收到習近平賀電、北京學界視為「和平積極訊號」評價，反觀在台灣內部卻是收到民進黨全黨把她打成「中共同路人」、老同學口中的「被欺騙」。這一場圍繞在鄭麗文身上的政治風暴，更像是一面照妖鏡：不是她一個人「變節」投向和平，而是民進黨整個政黨被困在「台獨戀愛腦」的自我封閉裡，只允許「對統一的積極恐懼」，卻拒絕任何「對和平的積極想像」。於是乎，問題便浮現出來：鄭麗文一人可以，為何民進黨全黨不行？

從國民黨全代會到中評會，鄭麗文把話說得很白：2028年要和平政黨輪替，要讓國民黨重返執政，目的是「終結兩岸自相殘殺」，讓兩岸用智慧與決心開創「百年和平的基業」。她把自己的政治定位，建立在九二共識、反對台獨之上，宣稱「兩岸和平的通關密語就是九二共識」，並且不避諱接下「我是中國人」這頂在台灣已被高度污名化的標籤。這些表態在台灣內部引來鋪天蓋地的紅帽攻擊，卻在北京學界被視為「對未來和平穩定與統一進程的積極現象」。同一組話語，在不同政治社群眼中，呈現出完全相反的情緒溫度，反而更凸顯台灣內部情緒化的撕裂。

民進黨的反應其實非常典型。對國民黨新主席沒有一句道賀，迎上去的只有政治訓誡：質疑國民黨喪失主權立場、指控中共介選，順手把「在地協力者」的帽子再扣緊一點。綠營側翼與支持者則忙著重寫個人關係史：曾經的學長姐、戰友，如今變成「終於看清真面目」、「年輕時被她騙了」。這些敘事的核心，不在於檢驗她如今路線是否合理，而在於把她重新歸類為「敵人」，讓自己無須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如果她可以改變，為何自己不可以？

追根究底，鄭麗文的轉變，並不是從「民主鬥士」投身「中共同路人」，而是從一種政治浪漫主義，走向對現實風險的重新評估。她從台獨學生社團走到國民黨主席，從「反中」口號走到「有機會就要見習近平」、要在九二共識之上恢復制度性對話，這當然可以被批評、被質疑，但那是一種可供辯論的政治路線，而不是純粹道德審判的對象。真正把她妖魔化的，是民進黨多年間累積出的那套「中共同路人」想像：只要談和平、談交流、談中國人認同，就等於替北京背書。這套敘事的問題，是它在邏輯上關上了所有「對和平的積極想像」，只留下「對統一的積極恐懼」。

民進黨與台獨支持者對兩岸的核心情緒，很大一部分是「對統一的積極恐懼」。他們反覆強調一旦接受一中原則、承認九二共識，就等於走上「香港化」或被「併吞」的道路，於是「反統」變成唯一可以動員群眾的政治語彙。問題在於，在這種高亢的恐懼敘事之後，沒有下一步。害怕統一，然後呢？是永遠把軍費堆高？把所有願談對話的人都趕出「愛台灣」的道德社群？還是期待美國某天忽然下定決心，為台灣打一場沒有上限的戰爭？

於是，台灣民眾好似被迫推進影院，看了一部沒有劇情出口的恐怖片。諸如國安十法、境外勢力、抹紅調查，乃至一項項立法與調查機制，把整個台灣社會推向如「密室逃脫」的集體焦慮，被恐怖怪客關禁閉，但電影劇情並沒有寫好下一幕到底要往哪裡去？還有沒有希望？民進黨近年開始喊著「備戰以避戰」，實際上卻不願具體討論任何可真正降低風險的選項，因為那一旦牽涉九二共識、對話、協商，就會衝撞他們多年來建構的道德優越敘事，而和平只剩下作為「避免被統一的註腳」，而不是一個可以被積極追求的政治目標。

在這樣的背景下，鄭麗文提出的，哪怕只是「兩岸強強聯手」、恢復制度性對話、重啟國共論壇，都顯得格外刺眼。她說不讓台灣成為麻煩製造者、不讓台灣淪為地緣政治犧牲品，要在九二共識基礎上重建互信，這些主張可以被批評為過度樂觀、對北京善意估計過高，但至少那是一個具體的路徑，是一種「相信可以透過談判把風險往下調」的政治想像。相較之下，民進黨的論述更像是一種「只談風險、不提解方」的障眼法，猶如恐怖情勒，每天PUA台灣民眾屋外有風險，所以我要把門鎖起來、把人關起來，同時也不告訴成為囚徒的台灣民眾開門的條件是什麼。

更關鍵的是政治風險的分配問題。鄭麗文今天選擇走這條路，很清楚會被貼上紅色標籤，會被外媒與民進黨聯手放大她對普京、對北京、對「我是中國人」的每一句話。但她仍押上自己作為黨主席、作為未來可能大選操盤者的政治資本，去測試台灣社會是否仍存在「和平主流民意」。換言之，她始終在承擔一種「錯了就被歷史清算」的風險。而民進黨呢？只要繼續維持高分貝的反中與備戰敘事，就可以把任何失敗，歸咎於「中國太壞」、「國際不夠力」，永遠不必為沒有路線負責。

當然，國民黨內部也尚有疑慮。從地方首長缺席全代會，到黨內大老提醒她不要太親中，再到社會輿論對她普京言論的反彈，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壓力。也因此，有人提醒外界「要相信制度制約」，認為國民黨作為在野黨，有黨綱、有黨章、有憲法框架，黨主席不可能隻手改變兩岸路線。換個角度看，這種提醒其實也是在說：就算鄭麗文再怎麼想往前衝，國民黨整體也不會輕易跨過多數民意底線，制度於此扮演的是「刹車」的角色。

反觀民進黨，問題恰恰相反。它不是缺乏制度約束，而是整個政黨的情緒，已經反過來綁架制度。凡事都可以登上綠營輿論法庭，先扣上紅帽、先貼上「在地協力者」標籤，再談內容。從「兩國論」到「新兩國論」，從拒絕九二共識到「台灣地位未定論」，民進黨對兩岸論述的每一次升高，幾乎都沒有經過社會理性辯論就直接成為動員口號。當一個執政黨把自己綁在「台獨戀愛腦」的劇本上，它就很難再後退一步，承認「也許自己可以試著談談和平」。

更諷刺的是，當年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期間的競選口號「有夢最美、希望相隨」，旨在強調只要堅持夢想和理想，希望就能隨之而來，最終美夢會實現。這句話民進黨眾迄今仍琅琅上口，但顯然知易行難，反而是今天被他們貼上紅標籤的鄭麗文懷抱了這樣的意志。鄭麗文的「夢」，不是某種抽象的統一藍圖，而是一種很務實的政治設想：如果可以透過九二共識、透過黨對黨、地方對地方的對話，讓戰爭風險下降、讓軍費不必飆上GDP的一成，讓年輕人不必每天被「戰爭距離我們只有幾年」的新聞轟炸，這樣的夢想難道不值得嘗試？

是以，當一位曾經的本土社團成員願意承認「我是中國人」，願意冒著被老朋友指控「欺騙」的代價，去嘗試重建兩岸對話語言時，真正應該被檢視的，或許不是她的過去，而是民進黨現在到底在害怕什麼？

這問題的答案或許很殘酷：鄭麗文一人可以，因為她可以承擔失敗，但民進黨全黨不行，因為它無法承認自己可能錯了，且是系統性的大錯特錯，乃至於是欺騙。例如承認九二共識仍然有調整空間，等於承認過去十年反中的政治敘事未必是唯一選項；承認台灣其實可以和北京談，等於承認「備戰避戰」並非唯一正確。再重砲一點來說，民進黨如果承認了「我是中國人」可以與民主、自由共存，是否就等同鬆動了他們多年來塑造的道德邊界？這些試想對民進黨這個建立在「道德優越敘事」上的政黨來說，都是比戰爭風險更可怕的政治風險。

因此，真正的選擇其實非常清楚：台灣要繼續在「對統一的積極恐懼」中原地打轉，讓全民一起困在沒有出口的恐怖密室裡，還是願意給任何一個提出「和平積極想像」的人一點政治空間？鄭麗文的路線未必是最好的答案，但至少提供了一個可以討論的版本。民進黨選擇用紅帽與背叛敘事把這個版本封殺，其實也就等於宣告：他們沒有準備好為台海和平承擔任何政治風險。「鄭麗文一人可以，為何民進黨全黨不行？」，真正的問題不在那個人，而在那個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