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台灣迎來光復八十年的日子，在民進黨意識型態操弄下，兩岸不意外地對同一段歷史呈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敘事框架。北京把光復置於抗戰勝利與戰後國際秩序的大架構中，強調《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構成的法理鏈條，視其為反法西斯戰爭成果與國際秩序的一部分；而民進黨則試圖透過政策、教材、節日調整與官方論述，將「光復」去政治化、片段化，將其定義為「終戰」「接收」的技術性事件，並以「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政治現狀作為主軸。這種切割不僅改變了歷史在公共空間的呈現，也反映出民進黨執政以來的政治邏輯：以意識形態為主體，以歷史為工具。

北京的做法並不意外，諸如紀念活動、論壇與媒體論述緊扣《開羅宣言》及戰後國際秩序，目的在於以歷史文件對外確立法理，以民族敘事對內強化共識，並駁斥「台灣地位未定論」。這一套論述有其國際法基礎，也呼應冷戰初期美國為戰略利益所炮製的「未定論」之來龍去脈。從1945年光復至1949年兩岸分治，兩岸確曾處於統一狀態，這是有文件、有時間線、有國際背景的史實。對北京而言，這些資料並非另起爐灶，而是重新組合並強調既有法理鏈條。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台灣光復節前夕，北京正式以法律形式將10月25日設立為「台灣光復紀念日」，這無疑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象徵舉措。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10月24日表決通過這項決定，並明確指出1945年台灣光復是「中國政府恢復對台灣行使主權的重要鐵證」，同時強調這是「台灣作為中國一部分的歷史事實和法理鏈條的重要一環」。北京此舉不僅是紀念歷史，更是在當前的兩岸敘事戰中，以制度化、法制化的方式，進一步把台灣重新嵌入中國的國家敘事之中。這與先前習近平在給鄭麗文當選國民黨主席賀電中，明言強調「推動國家統一」的表述前後呼應，顯示北京正藉由歷史節點的重塑，強化對台主權主張的政治連續性。

這樣的政治操作有兩層含義：其一，北京將台灣光復節從歷史記憶提升為國家法定紀念日，使其成為一種對內凝聚民族敘事、對外釋放統一信號的制度工具。這意味著台灣光復節不再只是「紀念」，而是成為未來涉台政策的一個「敘事支點」；其二，北京藉此對國際社會明確傳遞「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法理立場，進一步削弱「台灣地位未定論」在國際場域胡亂操作的空間，也形成對民進黨政府政治論述的實質壓力。當北京把歷史法理變成具有現行效力的政治工具時，民進黨政府反而因自身長期「去中國化」的論述而顯得退縮、被動。

這正是今日「台灣光復」在台灣成為政治禁語的深層背景。民進黨並非不清楚這段歷史，而是深怕一旦觸碰，就會動搖其長年構築的「台灣主體性」敘事基礎。一邊是北京將歷史節點法制化、制度化，一邊是台北刻意淡化歷史記憶，這種對比不僅形塑兩岸敘事的非對稱，更反映出台灣執政當局對歷史符號的恐懼與失語。

相對於北京自信將台灣納入中國敘事的明快節奏，民進黨政府的邏輯則完全不同，其台獨黨眾不直接否認這些歷史文件的存在，而是刻意削弱它們在政治語境中的意義。當民進黨秘書長徐國勇月前公開表示「沒有什麼台灣光復節」，這不只是政治口號，而是一種有意識的歷史定位工程時，表明這種定位係建立在其一貫兩岸「互不隸屬」的政治主張上，刻意避免讓「光復」這一歷史事件成為「統一」或「歷史一中」敘事的支撐點。民進黨不願承擔這一符號背後的歷史含義，因為這與其長期推行的「去中國化」政策直接衝突，也會削弱其在台獨論述中的合法性基礎。

然而，這種對待歷史極其不負責任的操作，將帶來兩個層面的問題：首先，在國際法與歷史層面，若承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是二戰後國際秩序的一部分，民進黨等一干台獨黨眾就無法同時主張「台灣地位未定」為最終答案，這一邏輯缺陷無法掩蓋。其次，在台灣對內敘事層面，民進黨政府刻意淡化「光復」亦會造成社會記憶的斷裂，使台灣內部歷史教育與國際戰後秩序脫節。民進黨政府明知這一矛盾存在，仍選擇以意識形態維持政治上的「戰略模糊」，避免面對史實與政治立場不一致的困境。

今年光復節在台灣尤為民眾「有感」，因為在睽違24年之後，今年「台灣光復暨金門古寧頭大捷紀念日」重回台灣法定假日，但這並未成為台灣社會共識的象徵，反而引發更劇烈的爭論。徐國勇以一句「沒有什麼光復節」率先挑起輿論爭議，民進黨政府上下隨後以「歷史詮釋不同」與「互不隸屬」作為政治防線。這種處理方式凸顯民進黨政府對歷史的基本態度：它不尋求歷史事實的整合，而是以意識形態「過濾歷史」，僅保留符合政治立場的部分，即歷史被有選擇地呈現，變成維護政權敘事的一種技術手段。

更關鍵的是，民進黨政府進一步將「台灣地位未定論」內化為政治論述的支點。這個論點原本只是冷戰初期美國為戰略需要設計的工具性說法，從來都不是一套足以自洽的國際法理。但民進黨政府不僅將之長期化，甚至將其包裝成「台灣主體性」的一部分，使其在台灣內部政治競爭中發揮動員效應。問題在於，「未定論」並不能解釋1945年至1949年兩岸統一的事實，也無法否定戰後國際文件的效力。把它當作長期敘事的基礎，勢必導致史實與政治立場的長期錯位。

此外，民進黨的意識形態操作也直接影響著台灣的歷史教育，影響層面淵遠流長。從光復節的名稱變更、法定假期的取消，再到教材中「光復」字眼的逐步淡出，這是一個長期工程。它的目的是削弱「中國」與「台灣」的歷史連結，形塑一種「台灣歷史的起點從戰後開始」的內部認同。這種敘事策略縱然對某些短期政治動員有利，但對長期國際論述並不具可持續性。當國際社會仍以《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作為戰後秩序依據時，台灣內部若持續將其邊緣化，就會逐步削弱自己的國際談判籌碼，讓政治立場陷於被動，更關係到台灣如何界定自己的國際定位。

正當北京方面不斷強調光復的法理基礎與民族敘事，使之成為一種穩定而持續的政策，反觀民進黨政府則繼續選擇以意識形態對抗法理與歷史，試圖以「去政治化」來掩蓋「政治化」本身。這種自我矛盾的策略最終可能讓台灣在國際場域陷入兩難：既無法與國際歷史文件接軌，也難以形成具穩定性的長期論述。

是以，「一個台灣光復，兩岸不同解讀」的差異，並不僅僅來自政治制度，而是源自民進黨政府長期推行的「去中國化」敘事。當歷史不再被視為客觀事實，而被當作意識形態的附屬品時，討論將失去共同起點。這種做法雖能暫時鞏固政治立場，但最終將削弱社會理解歷史與面對現實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