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紐約市長選舉的結果，對很多人來說像是政治版圖的一次地震。全美金融權力中樞、全球資本主義象徵之一的紐約，在超過二百萬選民、創下自1969年以來最高投票率之下，選出了34歲、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曼達尼（Zohran Mandani）。這位穆斯林、南亞裔、出生成長都不在美國本土的年輕政治人物，成為紐約史上最年輕、也是第一位穆斯林市長。對紐約人而言，這是一次用選票處理房租、通膨、貧富差距的賭注，但映照在台灣社會，卻像一道難以直視的倒影。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曼達尼身上有幾個關鍵標籤：民主社會主義者、主張對富人加稅、凍漲租金、以公營雜貨店對抗通膨，對以巴問題採明確的親巴立場。這些立場，讓特朗普可以天天罵他「共產黨」，也讓華爾街與民主黨建制派同樣頭痛。但真正撐起他的，是年輕世代對高房價、低薪資、階級固化的怒氣，而不是任何意識形態標籤。

選後，過去極力阻止他的華爾街大佬與企業領袖，只能紛紛放下身段，公開表態願意「合作」。有人坦白說自己支持他，卻不敢在辦公室承認，也有人指出，真正要處理的是雙城記般撕裂的兩個紐約：一個是資本蓬勃、金融繁盛的全球城市，另一個是租不起房、付不起托兒費、被生活成本壓垮的勞動與中下階層。

這種張力，正是民主社會主義試圖介入的縫隙。在學理定義上，民主社會主義主張在自由民主體制內，以漸進改革追求經濟平等與社會正義，不以革命推翻資本主義，而是透過稅制、福利、公共服務與經濟民主修補市場失靈。與社會民主主義相比，前者更左一步，後者較溫和，但兩者都把分配與階級視為正當的政治軸線。

回頭看看台灣，問題恰恰出在這條軸線始終長不出來。回顧蔡英文執政八年，甚至是初次參選敗北的2012年即高舉「公平正義」大旗，到執政後推動年金改革、長照2.0，再到婚姻平權，曾讓部分台灣學界期待台灣有機會從「認同政治」的統獨議題取向走向「左右政治」的分配議題討論，透過蔡英文的執政在光譜上稍稍靠近社會民主主義。當時這樣樂觀的評價並非無所本，確實台灣本來就不是極右的放任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機器在分配與社會福利上並不吝嗇。

但這些接近社會民主的政策，很快就被更強勢的認同敘事淹沒，隨後即見「中國威脅」、「捍衛主權」等話語佔據了所有政治與新聞版面，台灣中研院院士吳玉山曾指出，台灣選民投票行為主要由認同驅動，與經濟表現關聯有限。但兩岸服貿爭議與太陽花學運把世代剝奪感推上檯面，表面上看是經濟議題，但實際上仍繞不開「反中」與「反統」的框架，即群眾反對的是「跟中國做生意」，而不是更廣泛的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結構。

換句話說，台灣社會確實有感受到不平等與世代不公，但這些焦慮最終仍被吸納進統獨衝突的老劇本裡，原本有機會長成的「左右政治」，一次次被拉回認同戰場。蔡英文政府任內那些帶有社會民主色彩的政策，也逐漸被技術化：年金是精算問題，長照是行政效率，前瞻是工程管理，很少被坦率討論為「誰多繳、誰多拿、誰要被犧牲」的分配政治。

與此同時，這些問題一旦牽動到資方、專業中產與高所得族群的敏感神經，討論就立刻被重新包裝為「不挺政府就是中共同路人」，分配正義從公共議題變成觸碰不得的禁區。結果就是連美國這樣被無數台灣人視為資本主義燈塔的國家，在紐約這樣的金融心臟，都有餘裕投票給一位民主社會主義市長，讓他拿華爾街當實驗場，談富人稅、住房正義與公共托育，而台灣這個自詡為「亞洲自由民主標竿」的島嶼，卻連在選舉季認真談一次全面稅改、住房政策或財富集中都做不到。

放眼當前台灣每晚的政論節目，日復一日討論的是解放軍哪一年會打過來、美國會不會來救、哪個政客「太親中」、誰又是「內奸」等等，但凡涉及分配、勞權、租金、社會保障的詞彙，只容許在預算案或部會簡報裡「驚鴻一撇」，從來無能成為可以組織政治動員的主軸，因為「沒有選票」，也不夠「流行」。

從比較政治的角度看，這不只是議題選擇的不同，而是社會分歧被刻意扭曲的結果。紐約的選舉當然也有身分政治與以巴爭議，但最終決定勝負的，是對城市治理與資本、勞動關係的不同想像。社會主義在美國年輕世代之間，已經從冷戰遺緒中的「邪惡詞彙」，變成一種反建制的認同標籤。但在台灣，多數人連「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差別都懶得搞清楚，社會主義三個字一出場，就可以被輕易扣上「親共」甚至「統派」的帽子。

台灣不是缺乏社會民主式的政策資源，而是缺乏願意把這些政策當作政治主軸的政黨。國民黨在經濟路線上自動站到新自由主義右派位置，主張開放、拚經濟，把工商團體視為天然盟友，民進黨則在語言上擁抱弱勢與重分配，實際操作上卻離不開大企業與高科技產業利益，最後兩者在資本面前的差異，遠小於他們在統獨與認同議題上的對立。對執政者而言，談社會公義與分配，一旦觸及財團支持結構就是風險，談中國威脅與民主價值，則是零成本、高回報的動員工具。

真正值得台灣人警惕的，不是左、右的極端，而是一直不肯讓左、右這條軸線真正長出來，只願意在單一認同光譜上互相拉扯，把整個社會綁在永無止境的戰爭想像裡。紐約人已經用選票試著回答「要不要給民主社會主義一個機會」這個問題，台灣人是否連問一問的勇氣都沒有，這恐怕才是這座島嶼最需要反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