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拋出「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一說，從法律上暗示東京可以集體自衛權之名介入台海，一句話掀起中日外交風暴。北京罕見用上「為軍國主義招魂」、「必將迎頭痛擊」這類措辭，兩國氣氛迅速降到冰點。與此同時，賴清德選擇提油站隊高市，稱讚她有助「區域和平穩定」，還指責北京不要成為「麻煩製造者」；在太平洋彼端，美國退役海軍少將蒙哥馬利（Mark Montgomery）則把高市的話視為「說出安倍私下的真心話」，認為中國「反常行為」逼得日本攤牌。這些看似分散的聲音，其實串成了一條很熟悉的敘事線：中國威脅、民主陣營、反威權、維護秩序，活脫脫一套冷戰時代就用得爐火純青的劇本，重新搬到東亞來演。

首先，套用內地學者孫興杰的分析，高市口中的「存亡危機事態」源自2015年日本新安保法，原本就是為解禁集體自衛權所設計，因此今次關鍵不在字句本身，而在於這是1945年日本戰敗以來，日本領導人第一次在正式場合公開把「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與行使集體自衛權連在一起。一旦這個政治訊號放在美國戰略收縮的大背景下看，味道就完全不同了。

過去十多年，日本安倍政府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成功說服美國總統特朗普把這套日版構想升級為美國國家戰略，日本甘願在對華競逐中扮演急先鋒。2018年以來，東京一面配合華府遏制中國，一面透過印太、四方安全對話等框架，努力把「台灣問題」納入印太安全架構的一部分。簡單來說，日本一直想把美國綁在自己對華政策的戰車上。

但問題在於，進入「特朗普2.0」年代後，美國的戰略重心明顯在收縮。在高舉「美國優先」下，華府更在意的是如何用更少資源維持全球優勢，對盟友的基本原則是管理，而不是被盟友牽著鼻子走。孫興杰點出的重點，是日本與韓國在這種不確定感下，安全焦慮高漲，紛紛做出過去不敢做的動作，例如韓國推進核動力潛艇計劃，日本則在國會上把「台灣有事」升級為「國家存亡危機」。質言之，這種搶先押注的行為，本質上是在用更激烈的安全表態，反向應對一個正在收縮的美國。

在這個視角下，高市早苗的發言絕非單純失言，而是一個有明確戰略意圖的動作，即要把台海危機與日本安保，乃至美日同盟的命運綁死在一起，逼美國承受更大的道義與政治壓力。這也可以解釋，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柯德爾（Daryl Caudle）在東京受訪時會說，對高市的說法「並不意外」，理解她「對此非常關切」，但又刻意補充「這並不會改變美國既定的計劃與演習安排」。因為作為職業軍人的柯德爾看得清楚，日本的政治表態，未必等於美國的軍事承諾。

然而，在華府戰略圈，如蒙哥馬利這樣的退役將領卻選擇用另一種語言來解讀。他把責任全部都推給中國，認為是北京「過去五年的反常行為」逼得高市說出「安倍只敢私下承認的擔憂」，還宣稱北京如果成功脅迫台灣，勢必對日本構成生存威脅。在他的敘事裡，整個因果被倒轉：先有中國的「反常」，才有日本的「坦白」，中日風暴只是北京難以應付一個東北亞國家把台灣未來視為自身命運所致。

這樣的說法，與其說是分析，不如說是典型的「中國威脅論」模板，即安全焦慮可以無限上綱，只要最後把一切歸咎於「對方的過度自信」與「未來的誤判」。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在於，蒙哥馬利這一套話術，與他們過去談俄烏戰爭時的論調幾乎如出一轍，只看見俄羅斯跨過邊界的一刻，只知道譴責侵略，卻閉口不談北約東擴與烏克蘭執意尋求加入北約的前因。這並不是要為俄羅斯開脫，而是指出一個簡單的事實：在「明知有後顧之憂」的情況下，仍不斷在既有安全框架的邊緣試探，甚至推高賭注，其本身就是破壞區域穩定的一環。

今天在東亞，扮演類似角色的，是日本與台灣的一部分政客。高市早苗在國會上把「台灣有事」與集體自衛權掛勾，不是什麼突然冒出的靈感，而是對安倍晉三那句「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美日同盟有事」的升級版本。不同的是，當年安倍講話時已經不是首相，更多是政治意識形態飛揚，如今高市係以現任首相身份，在正式國會答詢中把話說滿，這等於是在制度層次上為未來的軍事介入預作伏筆。

更讓人不解的是，賴清德在這個節點上，不但沒有對日本把台灣推向「存亡危機」敘事的做法保持距離，反而把矛頭完全指向北京，認定中國對日本進行「複合式攻擊」，呼籲北京不要成為「麻煩製造者」，並肯定高市發言有助「區域和平穩定」。

於是，當北京一如預期地以強硬語言回應，國台辦怒斥「倚外謀獨」，《新華社》控訴「喪失民族立場、與虎謀皮」，解放軍高調展示新一代兩棲攻擊艦與電磁彈射能力，整個東亞輿論又一次被推回熟悉的劇本：中國才是那個「麻煩製造者」，日本和台灣只是「被迫反擊」。這種用法上，無疑和當初只把俄羅斯視為唯一侵略者的單向敘事高度相似，只不過這一次扮演烏克蘭角色的，換成了被高市牽上戰車的日本，和由賴清德熱烈附和的台灣。

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看，高市早苗這場「台灣有事論」引發的中日外交風暴，真正危險的地方不在於一時的外交罵戰，而在於它為東亞灌輸了一種新常態：將地緣政治風險常態化，並以意識形態包裝之。當民粹政客與退役將領可以毫不猶豫地把存亡危機、生存威脅掛在嘴邊，卻不願面對這些語言對資本流動、供應鏈布局、能源安全與民生物價的長期影響時，東亞的不安全就離「自我實現的預言」更近一步。

是以，若把高市早苗、賴清德與蒙哥馬利們的發言放在俄烏戰爭這面鏡子前對照，會發現一個令人不安的共同點：他們一方面明知局勢存在高度結構性風險，一方面又透過極端表述推高賭注，最後當局面失控，往往只剩唯一話術：把所有責任推給那個「威權大國」。

誠然俄烏戰爭所證明的，「自己作死」再來「做賊的喊抓賊」，不但無助於保護小國，反而會讓戰火燒得更久、更廣。東亞如果要避免重蹈覆轍，國際社會真正應該批判的，是像高市早苗這樣，在明知區域安全結構脆弱的情況下，仍選擇用「台灣有事」這種高風險敘事押注未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