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在台北被奉為金科玉律，彷彿這是一條已經被寫進日本國家戰略的公式。然而，冷靜檢視日本右翼過去十多年在對台與涉華問題上的言論、政策與動作後，可以得出一個更接近現實的結論：台海情勢升高的推手之一，恰恰是日本右翼本身。

日本右翼把中國視為結構性威脅，並用台灣作為政治槓桿，渠等作為已不在話下，這套意識型態主導的安全敘事，不但使東京在語言上不斷推高台海緊張，也讓台灣被動承擔風險。用一句更貼近真相的說法來概括：過去台灣被灌輸的不是「台日命運共同體」，而是「日本搞事，台灣有事」。

綜觀安倍晉三、岸信夫、麻生太郎、高市早苗等日本政治人物的發言看似各自獨立，但本質上都在同一條意識路徑上行進，即把台海視為日本戰略的展示舞台，把台灣當作操作對華關係的工具，把日本與台灣的關係政治化、象徵化，而非安全實質化。這套敘事既不會終止，也不會轉為義務性承諾，只需要把台灣放進日本右翼的戰略框架，也無論台灣願不願意，都被納入日本與中國的權力遊戲裡。

若以時間序重新整理日本右翼政客的歷來主張與發言，相關問題就能看得更清楚。從菅義偉在2021年把「台海和平穩定」寫入美日領袖聯合聲明開始，到該年 12 月，安倍晉三透過視訊對台演講，提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自此「台灣有事，日本有事」這8個字就彷彿成為了日本右翼與台灣獨派之間「確認自己人的必要朗讀」，在台北被視為「歷史性保證」，在日本國內則成為右翼推動防衛政策擴張的最佳宣傳工具。它在象徵上把台海綁到美日同盟，卻在法律上保留全部模糊。它敲響的警鐘不是給東京，而是給台北——台灣被推上了日本內部政治的操作舞台。（延伸閱讀：高市拋「台灣有事」震盪中日：台灣當心「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同年，時任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接受媒體訪問時，明言「台灣的和平與穩定與日本直接相連」。在日本內閣層級，這是第一次把台海視為「直接相關」的安全課題。簡言之，右翼的安全敘事完成了一次從「周邊狀況」到「直接連動」的跨越。儘管岸信夫這句話並未伴隨具體政策，但已讓日本國內對台海議題的認知出現質變：台海緊張不再只是外部事件，而是可以拿來強化日本自身防衛論述的議題。

2023 年8月，麻生太郎接力在台北演講時談到「必須展現保衛台灣的覺悟」，實際上是他在告訴日本國民，為了日本的安全，日本應擴大嚇阻能力、提高防衛費、推動憲政改革。麻生的話語句句指向台灣，但目標仍是日本內部的政治變革，這正正體現日本右翼的標準邏輯：借台海強化自身政治立場，而不是為了台海而承擔義務。

於此之外，岸田文雄任內發表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亦直接把中國定義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這份文件把中國定位為日本的長期風險，把台海視為該風險的一個具體焦點，卻又同時強調要維持與中國的經濟互賴與往來。這份文件呈現出一個顯著矛盾，即日本右翼政客的安全敘事與國家經濟現實互相衝突，前者拉高緊張，後者需要穩定，更準確來說，這種矛盾也不是什麼暫時性的現象，而是日本外交與安全政策的結構性特徵。

直至現在，高市早苗上台，並以首相之姿在國會上談論台海若發生軍事情景，可能構成日本的「存立危機事態」，把右翼語言進一步推升到制度邊緣。這個表述在法律上可能意味著集體自衛權的啟動，但在政治上，高市依然沒有任何具體承諾，只是更大力度地把台海納入日本政治場域。高市早苗的發言毫無意外地造成中日外交風暴，台灣也再次被推向前線，承受風險與反彈。（延伸閱讀：高市早苗鼓吹武力介入台海　人民日報：絕不容忍越線挑釁）

綜觀上述事件從來都不是孤立，其共同反映日本右翼份子的一套固定意識框架：中國是威脅，台灣是槓桿，日本需要用語言增加牽動力，用象徵製造安全外觀。

然而，這套框架的核心問題在於，它在動機上從來就不是為台灣設計的，結果自然也就不是為保障台灣而存在，而是為了維護日本自己的戰略地位。因此，梳理日本右翼涉台語言的方向，從來不是如何幫助台灣安全，而是如何讓日本在對華、對美、對外安全中取得更大迴旋。

這就意味著，台灣過去所依賴的「台灣有事，日本有事」敘事，本身就是日本右翼的政治產品，而非一個可靠的政策基礎，真正能更精準描述現況的，當為「日本搞事，台灣有事」。

如見日本右翼政客在涉台議題上的每一次語言升高，都會在台海引起額外反應，事後每一次語言調整，也都會使台灣再度處於需要重新評估環境的被動位置。

延續上述，檢視日本右翼政客群體推動「台海有事」敘事，其主要目的始終是強化日本自身在區域安全中的主導位置，而不是提升台灣安全。當日本右翼政治人物擅以「台灣有事」為框架時，實際上是在日本內部製造更大的安全預期，藉以推動防衛預算、部署、外交姿態與美日協調，台灣在其中並不是政策對象，而是政策素材。

在這種語言結構下，台灣無可避免地被推向了台海緊張的前端。當日本對中國採取更高調的政治訊號時，台海本身的敏感度就會被放大，台灣無論如何回應，都只能是被動反應者。換言之，日本右翼的每一次語言操作，都可能增加台海風險暴露程度，而增加風險的不是台灣自身行動，而是日本右翼對台海的定義方式。

同時，日本官方在另一條線上，依舊維持與北京的接觸框架，包括經貿協商、執政黨對話、技術性爭端處理等。這代表東京在實務層面的對華政策與右翼語言之間，始終保留迴旋空間。對日本而言，語言可以前推，但行動必須可調整，但對台灣而言，日本的語言前推已足以讓台海變得更敏感，而政策後退卻不會同步降低台灣自身已承受的風險。

可以說，長期以往下來，日本右翼的涉台敘事早已形成了一個損人利己的套路：在日本內部能累積政治利益，卻把區域風險輸出給台海，既為日本保留策略彈性，獨讓台灣處於被語言牽動的風險環境。輔以民進黨政府長年營造「台日友好」的濾鏡泡泡下，只要台灣對日本的情感期待越高，那麼台灣上下對這套敘事的現實機制就越難察覺。

去年12月，時任日本外務大臣岩屋毅公開否定「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並提出「無事論」（和平論），以及安倍晉三遺孀安倍昭惠呼籲「避免有事」，都進一步證明日本可以在任何時刻調整涉台語言，以符合對華或對內需求。右翼語言在需要時可以迅速升高，而在外交需要緩和時也可以同樣迅速收回。這種可伸縮的語言工具，不可能作為任何安全承諾的基礎，在本質上，這就是一套意識型態主導的政治操作而已。（延伸閱讀：中日外長會｜日本棄台的序曲：從「台灣有事」到「無事論」）

於此，從台灣角度來看，日本右翼涉台敘事的核心並不是「日本是否會協助台灣」，而是「日本如何利用台灣進行安全與外交操作」。台灣若仍以情緒化方式貼臉理解「台灣有事，日本有事」，便會錯置風險來源，把意識型態語言誤解為安全結構。

總結來說，日本右翼涉台語言的效果是推高風險，既沒有保護效用，也不提供穩定環境，唯有在政治需要時將台海置於更不穩定的位置。從政治現實出發，該被記住的不是「台灣有事，日本有事」，而是當日本右翼的語言越激烈，台灣所承受的風險就越大。「日本搞事，台灣有事」，才是對日本右翼這套意識型態及其影響最現實的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