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因為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打破多年以來的政治默契和政治模糊，首次公然將台海危機與日本「存亡危機事態」相聯繫，引發中國政府的強烈反應和反擊。一時之間，本就複雜微妙的中日關係面臨新的考驗，不少人都在關心今後局勢的走向。

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的反應既可以說強烈，力度明顯不同於過去常見的口頭抗議，又保持靈活空間，實質反擊主要限於赴日旅遊、留學的安全警示，留有轉圜餘地。

為什麼會這樣？

一方面中國有理由和實力去反擊高市早苗的危險言論。自甲午中日戰爭以來，日本是近代傷害中國最深重的國家。被高市早苗作為棋子的台灣正是在甲午中日戰爭後被日本侵佔和血腥鎮壓。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造成3500萬中國人傷亡，中國現代化進程被迫中斷。二戰結束後，為了防止軍國主義重新危害世界和平，日本憲法有專門條款限制日本的戰爭權利和軍事力量。

但多年以來一直迴避戰爭責任的日本右翼，總是妄想打破戰後秩序，衝破憲法的約束，擴張戰爭權利和軍事力量。高市早苗及其背後日本右翼口中的「台灣有事」，與其說是一部分人一廂情願的對台灣的關心，不如說是以台灣作為日本右翼突破憲法約束的棋子和藉口。

無論聯合國還是世界上多數國家，都已承認「一個中國」，高市早苗攪動台海局勢無疑是在破壞多年以來的政治默契和共識。高市早苗說的台海戰爭危機不過是一種假設，是在忽略過去數十年以來中國為和平統一所付出的長久努力。與攪動台海局勢的日本右翼不同，中國決策層在台灣問題上已經展現出不容低估的耐心和克制。

一個有說服力的例子是2022年，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打破中美兩國多年以來的默契，執意訪問台灣，導致大陸輿論場群情激憤，但最終因為中國決策層的清醒與剋制，台海局勢才有驚無險。希望兩岸統一的主張在中國社會具有非常廣泛的共識，但數十年以來中國決策層都希望兩岸和平交往，盡最大努力追求和平統一，哪怕民進黨當局和賴清德一再刺痛、激怒大陸。

如果日本能像德國那樣反思戰爭責任和軍國主義，中日之間的紛爭相信會少很多。如果日本右翼不把台灣作為擴張戰爭權利和軍事力量的棋子和藉口，相信不會有高市早苗風波。如果台灣社會能有效約束民進黨和賴清德的冒進言行，能與大陸相互理解，相信兩岸問題和平解決的希望會大幅提升。

遺憾的是，民進黨和賴清德以台灣的福祉作為自身意識形態的賭注，長期迴避歷史是非曲直的日本右翼又總是妄想打破二戰後建立的政治秩序，故難以避免會引起中國社會和中國政府的不滿。

某種程度上講，中國對高市早苗的反擊力度超出以往，是為了威懾日本右翼的冒進言行，是為了維護二戰後的秩序，是為了迫使日本政府回歸昔日的政治默契，是為了減少域外力量對台灣問題的干預，從而為台灣問題和平解決創造時間和空間。

另一方面中國的反擊仍是有限度的，不會讓兩國關係滑向一部分人所以為的失控狀態。正如2022年應對佩洛西訪台時中國決策層和民間的反應不同，今次反擊高市早苗，相信中國決策層依舊會保持清醒和理性，會為未來中日關係峰迴路轉預留靈活空間。關於這點，無論是2012年中日圍繞釣魚島所爆發的紛爭，還是過去一些年中國與菲律賓、韓國、澳洲之間的紛爭，都曾有關係峰迴路轉的經歷。

今次中日紛爭大概率同樣如此。中國強烈反擊是為了維護底線，是為了阻止日本右翼的冒進，但中國同樣會考慮長遠，會為最重要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創造和平穩定的內外環境。高市早苗雖然現在是日本首相，但她本就根基不穩，她能執政多久，充滿變數，故不能讓冒進的高市早苗乃至日本右翼裹挾、定義中日關係。

自1972年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和1978年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以來，中日之間不僅早已形成龐大的共同利益，有着密切的聯結，而且還有廣闊的合作前景。無論是為了團結東亞、東南亞國家，還是為了應對美國的圍堵，中國都有必要在堅持底線的同時防止日本選邊站。正因這樣，中國既應該向高市早苗與日本政府清晰傳遞出政治態度，要對冒進的日本右翼精準反擊，防止破窗效應，又要像過去那樣保留轉圜空間，推動日本政壇的新變化，從而以時間換空間，辦好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