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因為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打破多年以來的政治默契與模糊，將假設中的台海衝突與日本「存亡危機事態」相聯繫，企圖擴張戰爭權利和軍事力量，招致中國的強烈反應和實質反擊，兩國關係迅速惡化。一時之間，大量中國人對於日本侵華戰爭的痛苦歷史記憶被再次喚醒，其中不少人開始擔心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

數十年前的日本侵華戰爭造成3500萬中國人傷亡，堪為人類歷史上最慘重的災難之一。然而多年以來，相比於對納粹罪行有較多反思、有着「華沙之跪」的德國，同為二戰始作俑者的日本，不僅總是刻意淡化、迴避侵略戰爭的責任，未能徹底反思軍國主義的罪行，多次在歷史問題、領土問題上主動挑起爭端，而且企圖通過擴張戰爭權利和軍事力量來衝破憲法的約束和破壞二戰後的世界秩序。

高市早苗正是其中的代表，本就慣於迴避歷史基本是非曲直的她，剛上任不久就打破政治模糊，拿台灣問題刺痛中國，怎麼可能不引起被日本傷害極深的中國的不滿？

忘戰必危，好戰必亡。道義和理想令人嚮往，二戰結束以來，和平早已是舉世公認的價值，但無論一戰、二戰的慘重歷史教訓還是俄烏戰爭、以哈衝突的爆發，都反覆說明空喊道義和理想是不能抵達和平。今天的世界仍在相當程度上受制於叢林法則和實力原則，屢屢破壞世界秩序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和發起戰爭的俄羅斯都是最直接的例證。高市早苗的冒進言行和日本多次在靖國神社、釣魚島問題上挑起爭端的事實說明，中國不能不警惕日本再次被激進右翼推向軍國主義的風險。歷史早已證明，和平與正義只有以強大實力為基礎，才能真正長久可持續。

然而在中國應該精準反擊高市早苗，防止破窗效應的同時，不可低估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中國需要威懾日本激進右翼，要努力維護二戰後的世界秩序，但同樣需要考慮國家發展大局，要清醒認識到什麼才是中國最重要的事情。

早在鄧小平時代啟動改革開放的時候，哪怕面對當時仍舊令人憂慮的冷戰格局，中國依然認為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主題，主張走和平發展道路，希望通過辦好自己的事來應對內外挑戰。從那時開始，中國便已確定現代化目標。不久前閉幕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重申鄧小平時代提出、十九大提前至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宏大目標，展現出久久為功的態度。若中國能順利實現現代化，勢必能和平化解美國圍堵，徹底打破日本激進右翼的幻想。

2022年6月，《人民日報》刊發的《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認為：「應深刻認識到，對於中國這樣一個體量巨大、向上發展的國家來說，外部環境的不穩定、不確定、不安全因素歸根結底屬於外因，不是起決定性作用的。能不能在新徵程上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歸根結底要看內因，看我們能不能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

該文重提當年鄧小平說的「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實幹」，認為「沒有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形成的強大實力」，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就不可能在世界大變局中開創新局、在世界亂局中化危為機」。

國家是時間河流上的行船，一時一地的紛爭固然不可大意，但最終的成功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過去一些年，無論是單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的菲律賓，捲入薩德反導彈事件的韓國，還是率先禁止使用華為5G設備、以新冠疫情為藉口對中國發難的澳洲，中國都在進行反擊的同時保留轉圜空間，既為後來兩國關係的峰迴路轉準備條件，又是為了着眼於長遠，以時間換空間。目前中國距離2035年目標依舊有不容忽視的差距，無論硬實力還是軟實力都有待大幅提升。為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中國依舊迫切需要和平發展時間，需要在複雜形勢下保持清醒。

最近紐約時報中文網一篇文章《美國正在給自己「挖坑」》寫道：「在一片混亂中，本屆政府單方面對美國親手建立的全球秩序展開了徹底破壞——威脅發動侵略、濫用懲罰性關稅、近乎拋棄長期盟友。相比之下，中國的回應大多是堅定維護現狀。局勢出現驚人逆轉：如今執意觸發修昔底德陷阱的，似乎是美國而非中國……隨着美國的霸權地位日漸衰落，如今它面臨着一個抉擇：要麼以受尊重的夥伴身份，與新興國家攜手構建一個更公平的新型多極世界；要麼執意追求通過霸權統治獲得的、代價高昂且脆弱不堪的權力。特朗普選擇了後者，而中國似乎選擇了前者。哪條道路通向和平與繁榮，哪條道路終將走向毀滅，歷史已經告訴我們。」

改革開放以來的和平發展，讓長期貧窮落後的中國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工業國，數億人擺脱貧困，國家的影響力和感召力大幅提升。行百里者半九十，今後一些年是中國發展科技、改善民生、促進公平、推進現代化的關鍵時期。這意味着中國對外工作要保持分寸，要着眼於大局，要防止被過度消耗寶貴資源。只要中國不斷發展自強，努力提升國家治理的民主、法治、開放、公平程度，相信等到實現現代化那一刻，有超強實力而又珍惜和平的中國會給世界帶來積極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