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波動加劇、地緣政治風險頻發的當下，中國如何開啟「十五五」新局？

近日，在烏鎮召開的主題為「在不確定性中錨定未來——全球經濟形勢與中國『十五五』規劃」的經濟沙龍上，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發表主旨演講，深刻分析當前挑戰與機遇。該經濟沙龍主辦方為《香港01》和《觀察者網》，本文為演講全文摘編。

林毅夫：

各位朋友，非常高興能參加本次沙龍。那我就按照沙龍的主題「在不確定性中錨定未來——全球經濟形勢與中國『十五五』規劃」，談談我對全球經濟形勢和中國在「十五五」規劃期間發展態勢的判斷。

發達國家很可能陷入「迷失的20年」

對當前國際經濟形勢，我想大家已經形成了諸多共識。在我看來，有一點就是「亂」。

俄烏戰爭已持續4年，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在加沙地區的戰爭也已超過兩年。2026年2月28日，美國、以色列聯合攻擊伊朗，原來以為馬上就會結束，但現在也持續近一個多月了。有人甚至形容現在已經開始了「第三次世界大戰」，雖然每個人對此有不同看法，但綜合來看，世界是非常亂的。

而且，這些「亂」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很多不確定性。例如，現在會不會再爆發一次如同上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因為伊朗和美國都宣稱要封鎖霍爾木茲海峽，而霍爾木茲海峽承擔著全球約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氣運輸量。如果形勢繼續惡化，那紅海也會受到波及，這對全世界的影響是巨大的。

但我更想說的是，發達國家很可能陷入「迷失的20年」，這是經濟非常疲軟的20年。根據世界銀行的相關數據，1960年到2008年近五十年，美國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為3.3%，這是美國之前的長期增長態勢。但2008年到2025年這17年間，美國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只有2.1%。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是一個衝擊，但過去發達國家面臨衝擊時，大概2-3年就能恢復到原來的增長水平，現在距2008年已經過去了18年，美國仍然沒有恢復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對美國今年的增長率進行預測，原來預測的增長率是2.4%，但由於美以伊戰爭，在4月份將美國經濟增長預期下調了0.1個百分點，現在預測的增長率只有2.3%。

歐元區的情況和美國類似。1960年到2008年，歐元區年平均經濟增長率是3.1%，2008年至今的年平均增長率只有1.1%，下降了近三分之二。原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歐元區今年的增長預期是1.3%，但也是因為美以伊戰爭，將歐元區的增長預期下調了0.2個百分點。換言之，2008年以後歐元區的基本增長態勢就只有原來的三分之一。綜上，可以很肯定地講，發達國家陷入了20年的疲軟，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這種態勢我想會再延續幾年。

在談國際經濟的時候，美國表面上看起來比歐元區的其他國家好一些。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從美國爆發的，一般認為爆發的震中央應該受的影響更大，那為什麼反而美國表現得比歐元區的其他國家更好？我想最主要的是它的貨幣霸權與金融霸權。2008年以後，美國就推行量化寬鬆政策，後來還推出了無限制的量化寬鬆。一方面幫助華爾街的金融機構，避免再出現如同1929年美國紐約股票市場崩盤帶來銀行機構和金融機構倒閉的情況；另一方面採取失業救濟等福利措施，來維持國內的消費。

通常情況下，一般國家不敢像美國這樣進行無限制的量化寬鬆政策。但對美國而言，美元是國際通用的結算貨幣，在經濟危機中大家也會把它作為一種相對安全的資產，願意接受它，使得美國比其他發達國家的經濟表現相對好一些，但也只是相對。更重要的是，這背後潛伏著更大的危機。試想一下，美元發行這麼多，到哪裡去？利用量化寬鬆政策把利息壓低，是希望更多資金能流向實體經濟，然後提高國家的長期發展潛力與競爭力。但實際上這一部分貨幣基本上沒有流動到實體經濟，出現了經濟學裡面所講的「流動性陷阱」。

這一部分資金有兩個流動方向。一部分流動到其他國家進行套利，其他國家利率一般比較高，美元又是國際通貨，相關金融掮客利用這種優勢去套利。為了維持美元的基本盤，有時美聯儲又會把利率提高一點，但只要美國利率提高一點以後，大量流動出去的資金又流回美國，造成美元大進大出，給其他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宏觀管理上的挑戰。過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倡導金融自由化，資本賬戶應該開放，但因為美國的這種操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現在改為發展中國家的資本賬戶應該進行管理的主張。

更多的一部分資金還是留在美國國內，不進入實體經濟，而是流向帶有投機性質的投資領域，如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但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房地產泡沫破滅率先引爆的，所以進入房地產的部分相對較少，更多的資金還是流向了股票市場。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銀行擔任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時，那時的道瓊斯指數是12000點左右。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時無論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還是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都說美國的股票市場有很大的泡沫，果然9月股票市場的泡沫就破滅了。我前面談到美國實體經濟沒有完全恢復，而現在的道瓊斯指數是49000點左右，在12000點的時候就有泡沫了，以上諸多因素疊加，現在的泡沫必然是更大的，破滅時產生的衝擊波肯定是更強的，這是我所認為的隱憂之處。

世界經濟格局出現重大轉變

還有一點值得關注，就是黨的二十大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其實現在很多亂象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高度相關。在我看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主要的是世界經濟格局的巨大變化。美國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期間，逐漸超過英國等強國，成為世界最大、最強的經濟體，並在全球經濟政治治理中擔任「領頭羊」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秩序正是在美國主導下形成的。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今年在達沃斯論壇上闡述，二戰以後形成的秩序實際上是以美國為首的、以美式霸權為基礎形成的。在這樣的秩序下，雖然世界各國看似基本上按國際規則行事，但只要美國認為對它不利，它就會違反規則，如果其他人違反規則，美國就可以利用規則進行制止和懲罰。

然而現在，情況出現了重大轉變。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已超越美國。中國經濟規模的不斷提升，也使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以我的經歷為例，2008年我出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是第一位擔任這一世界經濟學界最高職位的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我之前的八任都是大師級的經濟學家，在美國和歐洲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如諾貝爾獎的獲得者，或是擁有非常深厚的從政經驗，如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或歐洲中央銀行行長等重要職務。由我出任這一重要職務，正是反映了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提升。

反觀美國，其主導國際事務的能力正在下降。特別是在俄烏、以巴戰爭中，用我們的話來講，「隊伍不好帶了，老大講的話下面的人不聽了」。

上世紀80年代，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日本的經濟規模沒有超過美國，但按照市場匯率計算，日本的經濟規模達到了美國的65%。這時美國開始對日本採取各種打壓的政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逼使日元大幅升值，逼使日本自己限制出口和技術轉讓等。

美國以類似的想法打壓中國，明顯的就是奧巴馬提出的「重返亞太戰略」。奧巴馬所謂的「重返亞太」，是想把美國原來在中東、在歐洲的軍事力量調來，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實際上是想利用軍事力量圍堵中國發展，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特朗普在其第一個任期內，就對中國發動了貿易戰、科技戰。拜登上台後，提出組織「價值觀同盟」，要把所謂的民主國家聯合起來與中國斷鏈脫鈎。而特朗普再次上台後，繼續對中國施壓。

那麼這會不會遏制中國的發展？在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美國，而2025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達到了美國的134%。如果我國的經濟繼續發展，美式霸權的影響力肯定會相對減弱。

但是美國在軍事、金融、國際話語體系上仍然具有優勢，它就想利用目前佔有的優勢來壓制中國。美國希望中國也能像日本一樣，陷入所謂「迷失的三十年」。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本的人均GDP是高於美國的。但在「迷失的三十年」中，日本經濟增長緩慢，現在日本的人均GDP不到美國的一半，日本的經濟規模從原來佔美國的65%到現在不到美國的20%，被削弱得多麼明顯，而這正是美國所希望的。中國顯然不會被動接受美國的安排與打壓，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們要繼續發展，並且要領先它發展。

遏制中國的發展是美國兩黨的共識，這一點我們必須做好心理準備。這種態勢什麼時候才會結束？我認為，大概到我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時。根據目前兩國的人口發展趨勢，那時我國的經濟規模大概是美國的兩倍。在那時，我想美國就會心悅誠服，就會接受中國的崛起。這就是「形勢比人強」。

第一，當我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的50%時，我國的經濟規模就大約是美國的兩倍，我們可以動員的力量就是美國的兩倍。如果發生軍事衝突，忽略核戰爭這種同歸於盡的情況，在常規戰下，打的是消耗戰。誰的補充能力強，誰的韌性足，誰就佔有優勢。回顧歷史，一戰和二戰期間，美國均出手遏制德國並取得成功，正是因為當時美國的經濟規模領先於德國。在消耗戰中，經濟規模越大，補充的速度就越快。

第二，我國擁有具有強大經濟活力的區域。如果我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那麼北京、上海、天津，加上東部的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沿海五省，以上三市五省的人口規模是4億多，和現在的美國相當。更重要的是，以上區域的人均GDP應該會達到和美國同一個水平。這就代表著我們國內擁有一部分人口規模比美國略大、但總體經濟水平跟美國相當、產業與技術水平跟美國相當的經濟區域，到那時美國基本上就沒有卡中國脖子的手段了。

第三，貿易是互利雙贏的。美國具有諸多位於世界前沿的產業，產業要繼續發展，就需要有新技術與新產品，新產品需要大量的研發投入，而高投入就意味著高風險。成功以後有多大的利潤，取決於有多大的市場，市場越大，回報率就越高。中國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如果中國的人均GDP達到了美國的一半，那中國就是美國本身兩倍以上的市場，到那時，對美國的龍頭企業來講，是否能入局中國市場是一件生死攸關的大事。如果能在中國市場中佔據一席之地，那在利潤方面就有保障，相關企業就能繼續投入研發，形成良性循環；如果缺失了中國市場，就可能從高盈利變成低盈利乃至虧損，研發投入變少，競爭力變弱，最終被淘汰出局。

對美國普通民眾而言，中國的產品物美價廉，他們的生活中需要中國的產品。在一系列現實因素下，我想面對在軍事上打不了中國，在科技上遏制不了中國，再加上本國國內經濟增長、就業、社會生活的需要，美國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與中國形成一個比較和諧的關係。如果中美兩國能夠達成一個穩定而和諧的關係，那我相信，世界上很多事情就好解決了，當前的這種亂局也能進入一個新的穩定的格局。

中國經濟仍有8%的增長潛力

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面對當前的亂局、世界經濟的疲軟以及中美關係緊張，對我們來講，發展也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基礎與關鍵。

在「十五五」期間，我國會保持怎樣的發展態勢？「十五五」規劃並沒有明確提出每年的具體增長指標，而是提出每年按照實際情況來確定經濟增長指標。在本年度政府工作報告中，將2026年經濟增長預期目標設定為4.5%—5%，同時強調「在實際工作中努力爭取更好結果」。

我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討論我國在「十五五」期間的發展態勢。一方面，我國的增長潛力到底有多大；另一方面，我國在挖掘增長潛力過程中碰到的困難是什麼，這些困難能不能克服。在我的觀察中，國內媒體報道或學界討論時，困難說得多一點，這當然很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能不能看到這背後有沒有增長潛力，怎麼來抓住增長潛力？

關於中國的增長潛力，我認為到2035年之前，還有8%的增長可能。我為何會做出這樣的判斷？經濟增長的一般規律，實際就是現有的產業技術必須不斷創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不斷湧現，推動新質生產力的不斷提升。

我國當前經濟發展潛力在何處？我覺得一方面是後來者優勢。我國現在的人均GDP是1.4萬美元，而美國為8萬多美元，歐洲主要發達國家的人均GDP在4.5萬至5萬美元之間，我們目前的人均GDP與美西方相比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人均GDP代表平均勞動生產力水平，也就代表我國產業和技術的平均水平，這方面和美西方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但這個差距並不代表我們會一直落後，這也代表著一種潛力。我前面提到了美國現在的技術普遍在世界前沿，而新技術、新產業必須通過研發得到，投入大、風險高。美國1960年至2008年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只有3.3%，而我國改革開放以後增長率長期維持在9%以上，這47年間的平均增長率為8.9%。顯然，我們處於追趕階段，有後來者優勢。

我國的後來者優勢有多大，這只能從歷史經驗來看。2019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的人均GDP是美國的22.6%，這大致相當於德國在1946年與美國的差距、日本在1956年與美國的差距、韓國在1985年與美國的差距。

德、日、韓是發達國家中經濟表現比較突出的，觀察他們的經濟增長態勢，我發現：德國從1946年至1962年，這16年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為9.4%，同時期年平均人口增長率為0.8%，即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長率為8.6%；日本從1956年至1972年，這16年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為9.6%，同時期年平均人口增長率為1%，即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長率為8.6%，和德國一樣；韓國從1985年至2001年，這16年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為9%，即使在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出現過負增長，同時期年平均人口增長率為0.9%，即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8.1%。

以上三個國家，在當時都是處於追趕階段的國家，他們利用後來者優勢能夠做到人均GDP增長率達8%以上。同理，我國同樣處於追趕階段，我認為我國也有可能在2019年至2035年這16年間，實現年平均經濟增長率達8%的成果。

並且我認為我們的潛力不可小覷，為什麼？德、日、韓三國追趕時，並沒有出現現在所講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背景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處於同一起跑線上，而且我認為我國存在以下四方面的優勢：

第一是人才的優勢。針對以人工智能、機器人、物聯網、量子計算、生物技術等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我國極其重視這方面人才的培養。我國每年在STEM學科，即科學、技術、工程、數學方面學科的大學畢業生達600萬人，這種人才規模在世界上是十分突出的。

第二是市場的優勢。按實際購買力計算，我們的國內市場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場了。而當下我國任何新技術的突破，都可以馬上進入到這一最大市場，可以量產達到規模經濟。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領域，我國市場大、應用場景多，讓我們更容易創新，幫助中國在這些新領域的競爭中站穩腳跟，在全球範圍內形成競爭力。

第三是產業的優勢。我國是世界上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這對一個國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想法變成產品的過程中，需要的零部件在國內比較容易獲取，相關的產業配套也比較齊全。

第四是政策的優勢。我國善於利用產業政策，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利用市場手段激勵企業家的積極性，利用政策手段幫助企業家克服在創新、產業發展上遇到的瓶頸限制。過去發達國家批評我國的產業政策不對，現在都反過來學習我國的產業政策。

研究增長潛力就像是看一棵樹能長多高，樹能長多高，基因是內部因素，然後還要考慮氣候、土壤、肥力等外部因素。類似的，我國要把自身的發展潛力全部發揮出來，確實有不少困難要克服。

第一是出口方面的壓力。我國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但我前面提到，美西方經濟比較疲軟，市場不振，在這種情況下需求增長緩慢，不利於我國出口。尤其是我國的出口企業中，大部分是民營企業。從1978年到2008年，我國的年平均出口增長率為18%，我國加入WTO以後到2008年，出口每年都有超過20%的增長，當時大家以為這一出口增長速度會繼續延續，所以也參考這個速度進行投資。沒想到2008年以後，發達國家復蘇進程緩慢，對我國的出口造成了不利影響，現在出口增長率降至5%不到。這給我國以出口為主的民營企業造成了很大的壓力，造成產能過剩、投資意願降低等後果。

第二是美國方面的挑戰。美國還是會不斷地想方設法來施壓，對我國施加高關稅，為我國的經濟發展製造各種障礙。

第三是國內面臨的壓力。我前面提到國際形勢不好，美國又在貿易、科技等方面對我們施壓，這就會造成國內有各種產能過剩的情形。再加上我國對世界做出的相關承諾，例如實現碳達峰、碳中和，還有人口老齡化等一系列問題，這些都要投入大量資源去應對。

信心比黃金更重要

不管是哪種挑戰，我相信我們可以利用國內的潛力來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目標，但發揮這個潛力，需要我們更加努力，要建立起信心，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信心比黃金更重要」。雖然現在我國確實面臨各種各樣的壓力，2010年以後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而國際、國內學界也在討論放緩的原因。但中國和美國在這方面的差異是什麼？美國國內經濟形勢不好時，通常會把責任推卸給其他國家；而中國經濟表現不好時，基本會認為是國內因素造成的。

現在國際上盛行「中國見頂論」「中國崩潰論」，列舉很多原因，比如說中國出現人口老齡化，然後與日本作對比，提及日本出現人口老齡化之前經濟增長非常好，出現人口老齡化以後就出現了「迷失的30年」，所以中國也很有可能陷入類似於日本「迷失的30年」的境地。

可是，全世界有53個出現人口老齡化的國家，包括美國和歐洲的部分國家。對此，我把這53個人口老齡化的國家分成兩組。一組是27個國家，它們出現人口老齡化的時候，人均GDP已經達到美國的一半或更高水平，如歐洲的部分國家、日本。另外26個國家，它們出現人口老齡化的時候，人均GDP不到美國的一半，比如我國，也就是「未富先老」。

多數觀點認為「未富先老」的國家會比「富了才老」的國家面臨挑戰更多。但我根據實際數據分析，發現這些出現人口老齡化的國家，在進入老齡化前十年和後十年的經濟增長表現實際上和我們的第一印象正好相反。那些「富了再老」的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以後，人均GDP增長基本沒變化，GDP總量增長略有下滑；而那些「未富先老」的國家，後十年的人均GDP增長與GDP增長反而加速了。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反直覺的結果？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後果就是人口增長停滯，勞動力數量不增反降。但經濟發展除了關注勞動力的數量，還關注勞動力的質量，即所謂「有效勞動」，而有效勞動等於勞動者數量乘以勞動者的教育水平。人口老齡化不是「黑天鵝」事件，是可預知的，既然可預知，那國家就會採取應對措施，比如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育水平等。

以我國為例，我國現在的勞動年齡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是11.4年，新進入到勞動市場的這一部分年輕人的平均教育水平是14年，而接近退休的那一部分勞動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是7年。由此可見，我國勞動力素質在不斷提升，勞動力素質提高帶來有效勞動提高。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後，它也會採取增加教育投入等措施，但發達國家的教育水平原本就處於較高水平，提升勞動力教育水平的空間已經不多了，所以靠提高教育水平來提高有效勞動，也就只能勉強維持人均GDP增長不變。可「未富先老」的國家，其教育水平可以做到大幅提高，從而有效勞動增加，不僅有效勞動增加，而且更有利於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帶動GDP和人均GDP的增長。當然我並不是說人口老齡化沒有負面影響，這對我們的消費結構、生產結構等方面都會帶來挑戰。

前幾年盛行對日本經濟疲軟的討論，有一個觀點認為因為房地產泡沫破滅以後，家庭負債、企業負債增加，消費意願、投資意願降低，所以經濟增長疲軟。然後關聯中國的房地產行業，因為中國的房地產泡沫也破滅了，所以認為中國也會出現像日本那樣的所謂資產負債衰退的情形。

我覺得這類說法並不完全正確。一個企業是否進行投資，不完全取決於負債多高，更重要的是有沒有良好的投資機會。如果有良好的投資機會，企業依然有投資意願，銀行也願意給予貸款。我前面分析，我國有那麼多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機會，所以這一方面與日本的情況不完全一樣。那家庭願不願意消費也不完全取決於負債，更重要的是有沒有「工資會不斷增長」這個預期，如果經濟能夠持續增長，工資增長，那家庭的消費意願一定會增強。如果企業能進行投資，進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從而實現企業利潤上升，帶動工資水平不斷上升，肯定也會帶動家庭消費。

而且我國現在的家庭儲蓄量大，家庭儲蓄、居民儲蓄是GDP的1.3倍，這說明並不是沒錢，而是沒信心。2024年，我國家庭儲蓄、居民儲蓄增加了14萬億元，達到了GDP的10%，2025年又增加了14.6萬億元，同樣達到GDP的10%。

最後我想對我們的企業提三點建議：

首先是要有信心。當前國際形勢確實不佳，我用「亂」和「慢」來進行概括。但在這種非常不確定的國際形勢當中，我想有一點我們可以有信心，就是中國的穩定與持續發展。我相信我國在「十五五」時期能達到每年經濟增長5%左右的目標，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30%以上，全世界能保持經濟穩步增長、機會最多的國家還是中國。

其次是抓住政策機遇。如果企業的產業投資在國內，我想最主要的是要抓住新質生產力所帶來的機遇，「十五五」規劃中提到的六大新興支柱產業，即集成電路、航空航天、生物醫藥、低空經濟、新型儲能及智能機器人，如果有合適的人才與資金，可以往這方面著力。企業進行投資時，要仔細研讀我國的五年規劃。我國是善於利用產業政策來支持新興產業發展的國家。回顧「中國製造2025」，當時有不少質疑的聲音，但實際取得了不錯的成果。

如果企業在傳統產業領域，那麼可以用智能化、數字化、綠色化來改造提升發展新質生產力，我想這也是一個方向。現在市場增長慢，但規模還是巨大的，只要企業能夠以更低的成本、生產更好的質量，那還是很有希望的。

另外，國內居民收入水平還在提高，帶動消費升級，而消費升級的方向必然是越來越個性化、多樣化。當下有很多新的「潮」產品出現，例如前段時間出圈的Labubu，我認為「新」這一方面是可以投資的。

最後，針對國外市場，我認為需要做到「往南」與「往內」。「往南」就是說現在發達國家相對疲軟，並且對中國出口有時候也會設置障礙，但南方國家對中國產品會有巨大的需求。我們不難發現，近些年我國對東南亞、中亞、拉丁美洲等地區的出口市場不斷擴大。這是一個機遇，而且在較長時期內都會保持這一趨勢。

「往內」就是充分利用優勢產業。例如我國的新能源汽車產業，歐美國家可能會增加關稅、製造障礙，但是它們國內對我們的產品其實是有需求的，那如何克服這一貿易障礙呢？我想就是來到當地進行投資，在當地建設生產線，一方面可以創造大量就業崗位，相信當地政府和居民會歡迎；另一方面我們也會進行技術傳播，產生技術外溢，帶動當地產業發展，我想這也是會受到當地歡迎的。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