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糾偏｜1978-1992：國門重啟下的浪漫與躊躇
隨着十年文革的沉重歲月翻篇，階級鬥爭伴隨四人幫倒台而退場，中國社會肌理在歷經歧途後百廢待舉，始於1978年的改革開放取而代之成就新主旋律。不過，無論是國門初開的驟變還是「革命年代」的餘波，都在那後續的十餘年中相互衝擊。對中國共產黨而言，此階段最重要的任務，也即在變革中以「持中」的精神持續「糾偏」。
撥亂反正：意識形態變更的拐點
1976年，周恩來及毛澤東先後去世，而早在四五運動爆發時，對四人幫的不滿，以及求變的情緒已顯露無遺。不過即便四人幫於同年10月6日被粉碎，持續十載的文化大革命迎來終點，但其動能卻依舊存在，華國鋒等人隨後奉行的「兩個凡是」原則便是案例。中國前進方向的真正轉折，還有待鄧小平等第二代最高領導人的抉擇。
形勢自1978年起開始了根本的變化，分為政治的「撥亂反正」及經濟的「改革開放」。政治方面，該年5月起，鄧小平、胡耀邦等人推動真理標準大討論，對兩個凡是的否定，以及經胡耀邦審定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皆打破對毛澤東長期個人崇拜的教條主義情形。12月，鄧在講話中提到的「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成為思想解放的重要標誌。
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更是全面否定文革，將其定性為「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的，被反動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及後的政治體制改革，還收入了許多憲政主義元素，1982年12月，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通過了《八二憲法》，某程度上推行了黨政分離，理順黨與法的關係。
經濟方面，作為改革開放元年，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開始實施一系列以經濟為主的改革措施，可總結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成為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後，更旋即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改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此後並強調「四個現代化」。胡耀邦也連續主持制定了對推動農村改革有重大指導意義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概括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提法，瓦解破壞農村生產力的人民公社體制。至1984年底，農村人民公社制度已實際上不復存在。
從八屆十中全會的公報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到「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標準』」，意識形態無疑迎來變更的一個拐點。第二代領導人透過糾正文革錯誤、平反冤假錯案，解決了殃及上億人的問題，加上使國內局勢趨於穩定而作的一系列經濟和社會改革，中共得以確立糾偏者形象，既重新煥發政黨生機，也是在回應歷經浩劫後的社會訴願。
浪漫泡沫：集體悵惘若失的開端
解決歷史遺留的問題後，當局又不得不面對糾偏過程中的新問題，縱然撥亂反正是在實現應有之義，哪怕拚經濟及對外開放的主旋律在快速奏鳴，惟中共這一時期的鐘擺也在自由與保守間左搖右擺，大眾亦在新體驗中拷問着過去。
首先，經歷了文化貧乏、情感封閉的六七十年代後，代表人心禁錮得以解放的特殊符號影響一代黎民，如已故台灣著名流行音樂歌手鄧麗君，憑着柔和歌聲穿透兩岸，當時甚至流傳着「白天聽老鄧，晚上聽小鄧」等語。然後，朦朧詩及傷痕文學的出現反映着反思的氛圍，如朦朧詩以現實意識思考人的本質，肯定人的自我價值和尊嚴，以對人性復歸的呼喚，對人的心靈自由與解放的追求，取代了對黨國權威的認知及集體主義式服從。
這種驟然開放的氛圍，無疑進一步激發了對自由派和右派思想的高度嚮往。早在1978至79年間，北京西單體育場的寬闊圍牆就張貼許多政見各異的大字報，得名西單民主牆，其發揮宣傳政治自由與民主的短暫自由時期被稱為「北京之春」，甚至胡耀邦也評論指：「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
同時，大學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且他們沒有過往的政治包袱，1981年內蒙古學運、八六學潮（丙寅學運）和世人更為熟悉的八九學運，以及魏京生、劉曉波等人權運動家的出現，皆成為了此前難以想像的時代印記。值得一提的是，央視在1988年6月首播的電視紀錄片《河殤》，更是繼承了1910年代新文化運動的脈落，就諸多中國文化符號，包括黃河黃土文明、長城和龍等作出辨析和評判，同時對海洋文明表達嚮往。這某程度上也展現了當時連體制內也表達了自由化的傾向。
一言以蔽，面對理想破滅、既有信念失衡的迷茫現實，伴隨着中共自我否定及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機遇，對社會和人性的追求和反思，開始作為一種思緒蔓延開來，當時相對寬鬆的環境，確也同時造就大眾對中共的遐想，不過在此過程中，從官方到民間，無形中也產生着對過往數十載「是否做錯了」的疑問，並陷入集體悵惘若失的迷思狀態。
保守派全面反撲
面對民間就自由化道路的躁動以及開明派在政治體制改革中的表現，保守派其實不時反制，並在六四事件後全面反撲。
首先，保守派人士在1983年已針對文藝界、思想界發起「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就社會主義社會中找到異化現象、倡導人道主義、接受非馬克思經濟理論、提倡藝術美學的自由主義傾向等行為作出抵制，可謂此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前哨。八六學潮後，中共元老將事件歸咎於自由化知識分子煽動及胡耀邦的縱容，由於被指「抵制黨為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縱容全盤西化的要求」、「沒有充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只批『左』不批右」等，胡最終在1987年遭罷黜。
與此同時，對物價上漲、幹部腐敗，雙軌制引發的官倒等社會問題的不滿也開始顯現，胡耀邦失勢後，趙紫陽接任總書記，其所倡導的政治與經濟改革繼續受挫，先是在1988年試圖進行「價格闖關」失敗，引發擠兌和搶購風潮及更嚴重的通貨膨脹，改革被迫擱淺，價格雙軌制下一系列複雜問題未解。
其後，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作為導火索引發了八九民運，波瀾壯闊的運動最終以軍方在天安門廣場對示威集會進行武力鎮壓，導致多人死傷的六四事件告終。此後，保守派全面反撲，趙紫陽連同鮑彤等改革派高層被撤職，也標誌了趙於1987年提出並論述的，包括進一步實行黨政分開、權力下放、提倡法治和監督、完善選舉制度等後期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和設想付之一炬。
值得一提的是，六四事件後，雖然政治在經歷建政後一次相對寬鬆的環境後再度轉向收緊，但彼時劉曉波、王丹等一代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反而在自由化浪漫想像幻滅，隨後被判刑或者流亡海外之際得以強化，最初的迷思以與中共徹底決裂作結，這一輩人也就此成為不可磨滅的時代印記。
經濟先走 政治且慢
也正是六四後，從黨內幹部到一般大眾，又陷入了認為中共不認可自由開放，不認可「右」的新迷思，國家從而陷入了數年「寧左勿右」的局面，當時甚至聲音提出「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提出「雙重任務論」（階級鬥爭和全面建設），與趙紫陽「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偏離。
六四真的代表要走回頭路了嗎？曾為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的現代歷史學者吳偉便曾指出，對於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和趙紫陽的主張本就並不完全相同，甚至可說是兩條不同的路線。
作為黨內實際第一人，鄧小平發起改革的目的，是試圖在不觸動原有政治體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改良行政體制，主張的是以提高效率為目標的行政改革路線。不過改革的實際主持者趙紫陽，則嘗試使中共由革命黨向現代政黨轉型、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向現代憲政民主制度轉型，故改革具有雙重性質。
因此，保守派錯誤理解了鄧小平六四鎮壓的初衷，誤認為最高決策層和保守派站在一起，反對自由化後，導致1992年鄧小平以南巡的方式再次「撥亂反正」，讓國家走回到「經濟可以先走，政治且慢」的中庸的發展道路，既不走過去的保守派「老路」，也不走西化的自由派「歧路」。
糾偏、迷思相輔相成的時代
1978年至1992年，是各種思潮、路線博奕着的一段時期，第二代領導人對過往作出自我否定，對錯誤發動的浩劫進行總結與反思，平添新氣象。可是糾偏過程中，當局卻同時又得再鉤深索隱、修正偏向，在既有的權威認知被顛覆後，普羅政治或弱化或式微，配合拋開既往包袱的機遇，知識份子甚至黨內本身對體制的悵惘甚至懷疑都與日俱增。
因此，那時不論對黨中人士本身、新一批城市知識份子還是情況依舊的農村人而言，對中共皆可能會有個體上的遐想，然而作為整體，一種對往何處去沒有答案的迷思也油然而生，導致糾偏與迷思兩者相輔相成。
總括而言，中共透過撥亂反正，糾文革及政治「老路」的偏，這當中以「真理標準大討論」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為代表；透過停止由開明派主導的政治體制改革，糾八十年代過於自由化、過於西方化這些「歧路」的偏，這當中以「六四」為代表。最後，則是糾保守派於六四之後全面反撲、妄想「重走老路」的偏，以「92南巡」為代表，「發展才是硬道理」、「不搞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等言論，意在確立中共仍將堅定不移改革開放的形象，讓大眾知悉黨並非要走老路、一面倒左傾及全盤否定自由開放，為下一階段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