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孤》團圓｜拐賣兒童年發案降至20宗 內地「打拐神器」有哪些
騎行超過50多萬公里，跨越全國數十個省份，劉德華主演的電影《失孤》原型郭剛堂廿四年尋親路日前迎來大團圓結局，他與1997年被拐走的兒子郭新振終於團聚，涉案的兩名疑犯也已經被拘捕，事件暫告一段落。
拐賣兒童犯罪一直是重要的社會議題，也是內地政法機關打擊重點。這一議題曾引爆全民熱議，得益於多個改編自真實故事的「打拐」題材被搬上大銀幕，讓許多普通人感受到「拐子佬」（人販子）給受害家庭造成的傷痛。
《香港01》推出「《失孤》團圓」專題，在上一篇文章回顧了郭剛堂這位平凡父親的不平凡尋子之旅，本文將剖析拐賣兒童這一社會問題，並探討內地民間力量與公安機關近年如何相互配合，利用新技術令打拐成效更加顯著，以及有關買賣兒童的量刑爭議。
80-90年代兒童失蹤最嚴重
有關內地失蹤兒童的數量一直沒有歷年的權威數據。網絡上曾經有傳言稱「中國每年20萬兒童被拐」，但相關說法已被公安部刑偵局證實是謠言。
中國最大的尋找失蹤未成年人的公益網站「寶貝回家」，被看作是「失蹤兒童的晴雨表」。儘管沒有涵蓋所有失蹤孩子的資料，但也可以最大限度描繪出中國近幾十年來失蹤兒童的情況。根據2018年《網易數讀》整理該網站的數據顯示，中國兒童失蹤最嚴重的時期是80年代和90年代，每年失蹤人數介乎1000至3000多人，1990年達到峰值共3431人，即平均每日有9個兒童失蹤。
失蹤兒童人數之所以在80年代起劇增，有學者認為與計劃生育政策不無關係。在一孩政策下，一些父母選擇將超生的孩子送養甚至遺棄，這導致失蹤兒童數猛增。與此同時，在「重男輕女」和「養兒防老」的觀念之下，一些沒有男孩的家庭不惜鋌而走險買男孩「領養」。
《網易數讀》的數據顯示，2至4歲的孩子最容易失蹤和被拐賣，因為這個年齡段更容易在新家庭重新培養感情，是買賣雙方都樂於成交的對象。在被拐賣的孩子中，又以男孩佔絕大多數，女孩失蹤則多數與被遺棄有關。從地域來看，貴州、重慶、四川三省是兒童失蹤最嚴重的地方，部分人被販賣到廣東、福建，或被帶到河南、河北和山東，因此有學者概括為「西部集中拐出，東部分散拐入」。
不過，其實有高達43%的被拐兒童沒有離開原本的地級市，16%的被拐兒童仍在省內。即使有41%的被拐兒童被送出省，但大部分人販子只送往周圍鄰省，因為路途愈長，暴露的風險就愈高。
《失孤》被拐男童的原型郭新振正是一個典型例子，他在90年代失蹤，當時他只有2歲半，是在家長疏忽監護的情況下被陌生女子抱走。父親郭剛堂24年來為尋子跨越全國數十個省，騎行超過50多萬公里，直至破鏡重圓才得悉兒子一直就在家鄉山東的鄰省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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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賣兒童案發率近年降至新低
值得注意的是，兒童失蹤的原因有很多種，除了被拐賣外，還包括離家出走、迷路走失、不幸溺亡等意外。雖然沒有歷年兒童失蹤或拐賣數據，但公安部會因應不同專項行動，公布破獲拐賣婦女兒童罪案數目。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自2001年以來一直與中國公安部合作打擊人口拐賣，其報告指出，從2000年至2007年，公安部共破獲拐賣婦女兒童案件逾4.5萬宗。由於拐賣人口案件往往涉及多名受害者，因此被拐賣的實際人數估計可能要遠高於這個數字。
自2009年起，公安部持續開展打拐專項行動，當年的立案數達到新高近6500宗。此後近十年間，隨著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成為常態且力度增強，2013年的立案數一度高達2萬宗。直至近年，拐賣婦女兒童案發率降至新低。2019年全國拐賣婦女兒童立案數為4571宗，按年減少15%。
值得留意的是，上述數據中包括被拐婦女及兒童兩大群體。若單看被拐兒童群體，《中國新聞網》曾報道，2013年1月至10月，全國共偵破6千多宗拐賣兒童案件，解救2.4萬名兒童。
今年6月，公安部刑偵局打拐辦處長劉景杰在央視節目上表示，內地現行的盜搶拐賣兒童犯罪年發案數降至20宗左右，且基本實現「快偵快破」。拐賣兒童現象已明顯減少，警方正爭取破獲一批隱案和積案，找回更多的兒童。
打拐何以取得重大突破？
如今，內地社會治安狀況與90年代相比早已大不相同，基層治理能力亦得到提升。走失人群規模逐年遞減，拐賣兒童得到有效遏制，背後離不開民間力量和公安機關的互相配合，更得益於一系列先進科技手段幫助精準尋人。加強對買賣兒童罪名的處罰力度也起到一定震懾作用。
科技手段方面，進入21世紀後，DNA技術開始應用於打拐工作。2000年，公安部首次採用數據庫技術、網絡技術和DNA親子鑒定技術，對被拐賣兒童與親生父母的親子關係進行網上對比和鑒定。需知道，在這之前，「打拐」一般是靠親生父母指認，以被拐賣孩子的長相、身體上的特殊標記、血型等基本確定親子關係，並非十分可靠。而DNA檢驗技術是確認被拐賣兒童身份最有效的技術手段之一。
及至2009年，中國建立了全球首個「打拐DNA數據庫」，當中承擔血樣檢測任務的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與各省市公安機關的DNA實驗室全部聯網運行，可鑒別來歷不明的流浪、乞討未成年人是否涉嫌拐賣，還用於找到親人時進行親子鑒定。
郭新振被拐走後，警方及時採集郭剛堂夫婦的DNA信息入庫，只可惜當時郭新振從未被採集過DNA信息，所以多年來一直未能比中。直至警方在河南發現疑似郭新振的線索後，將對方DNA進行檢驗後，最終確認此人是郭剛堂夫婦被拐24年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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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安部主管的兒童失蹤信息緊急發布平台「團圓系統」在2016年上線，被稱為「打拐神器」。內地常用的微博、高德地圖、支付寶、淘寶、QQ 等25個新媒體移動平台都接入了該系統。系統以失蹤地為中心，通過上述平台向一定範圍內的群眾推送失蹤兒童信息。今年5月15日「團圓系統」上線5周年的當天，平台共發布4,801條兒童走失信息，找回4707名兒童，找回率為98%。
人臉識別「尋人」也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新技術。將人臉識別技術與治安、交通監控系統相結合。一旦有兒童走失，警方就能迅速調用相關區域的監控圖像，爭取在案發的黃金24小時內就找到孩子。另一方面，運用跨年齡人臉識別算法，通過走失兒童小時候的照片，可以模擬計算出其長大後的相貌，縮小警方偵查範圍和準確鎖定目標。
民間力量在打拐尋人上亦貢獻良多。前文提及的民間志願者尋子公益網站「寶貝回家」於2007年成立，是一個為失蹤兒童家長及志願者提供信息共享和溝通的平台，至今已經累計找回3,562個走失和被拐的孩子。2011年，內地的網絡打拐第一人鄧飛提出「微博打拐」，和中國警察網官方微博聯合建立「打拐志願團」的群組織，呼籲整合媒體和民間資源，支持和幫助公安系統打擊兒童拐賣。
作為被拐受害家庭，郭剛堂也向無數跟他一樣遭遇親子離散的家庭伸出援手。他在2012年發起創辦「天涯尋親網」，2014年又登記註冊了聊城天涯尋親志願者協會，配合相關部門收集、整理、比對尋親信息，為失親群體免費提供幫助。郭剛堂一邊騎行尋找自己的孩子，一邊向警方提供沿途搜集到的失蹤被拐兒童線索，先後找回100多名被拐多年的兒童。
而在法律方面，內地刑法規定，拐賣婦女、兒童可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有「以出賣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等八種加重情節之一，可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可處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的數據顯示，2010年至2014年，全國各級法院審結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案件7,719宗，對12,963名犯罪分子判處刑罰，其中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7,336人，重刑率達56.59%。單從重刑率來看，判得比涉黑、涉毒、強姦案更重。
加強懲罰的嚴厲程度可以增強震懾力，社會輿論普遍支持從嚴從重判決拐賣兒童的罪犯，不時更會掀起一陣「拐賣兒童一律死刑」的呼籲熱潮。但不少法學專家認為，如果人販一律判死，恐怕會刺激犯罪分子「殺人滅口」以掩蓋證據和痕跡，反而令被拐兒童陷入更危險境地，也增加警察抓捕的困難。此外，刑事辦案政策是「寬嚴相濟」，刑罰的設計上亦不能簡而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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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內地龐大的買方市場一直存在，也是拐賣兒童屢打不絕的主要原因。許多偏遠地區的村民法律意識單薄，甚至不認為花錢買孩子是犯法行為。但實際上，「買方入刑」在內地刑法中一直存在。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不過，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實施前，內地刑法原本規定，若買方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而現實中虐待兒童或者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並不多，因此收買兒童的行為經常被免於刑責，有刑偵人員坦言這客觀上助長收買行為，造成「買方無風險」的錯覺。
修正案實施後，「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改成「可以從輕處罰」。對此，參與刑法修正案修訂審議的專家指出，這說明收買兒童罪名的處罰力度不斷加重，有助於公安機關依法打擊買方市場。
在《失孤》原型案件中，拐賣郭新振的2名疑犯因貪財而作案，目前已被刑拘和羈留，有關郭新振養父母的消息則未有披露。郭新振表示，養父母對他有養育之恩，因此決定留在他們身邊。他的親生父親郭剛堂稱，一切按孩子的意願，也不希望他受第二次傷害，會把兒子養父母當成「親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