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奧運到兩岸再到余英時：世界百年變局的中西戰火

東京奧運會經過17天33項運動的339場精彩賽事，在8月8日晚間劃下句點。這段時間以來，與其說所有人圍繞着奧運賽事而起伏跌宕，不如說這場因為新冠（COVID-19）疫情而延後一年的盛事，也是百年變局的一部分。

美國媒體在獎牌排序上的「新方法」、台海兩岸選手對決延伸出的民意對撞，以及小S「國手」風波的種種撕裂與喧囂，終歸是世界秩序激烈轉變過程中的陣痛。

無論是大國領袖、奧運選手，甚至是網絡電視前面的看客們，人人都按捺不住激動心情，擺盪於適應與不適之間。

與2008年北京奧運截然不同的情景，伴隨着台海情勢的緊張，兩岸民族主義情緒的對壘，完全移情於奧運選手的對決。

當美國高官說出「不支持台獨」，台灣「抗中保台」的激情寄託到了奧運賽場，特別是乒乓球與羽球項目的兩岸比拚，宛如上演統獨決戰，台灣政治人物爐火純青般的蹭功，更是把民粹發揮到了極致；而媒體也在發揮着看圖說故事的功力，藉着奧運機會賺飽流量。

當原本強調友誼精神的奧運走了味，各種敵對惡意紛紛出籠，免不了有人成為新的箭靶。過去被認為親陸的台灣藝人小S，一夕之間成了大陸網民眼中的「台獨藝人」，把長期受到台獨輿論攻擊的憤慨，宣泄到了小S身上。極端的網絡民粹，反而為民進黨政府送去了滿滿的彈藥、重整「反中」與「台獨」的民心隊伍。

客觀地說，兩岸模糊空間正在快速收窄，這是政治情勢必然的延續，兩岸民意戰火看似猛烈，同時也象徵着政治上攤牌的時機正在迫近。過去含混其詞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小S最後拋出一句「我不是台獨」，自然會再引來兩岸「戰狼」的集結，要求所有人都必須正面表態。

兩岸之間在奧運期間的對立，其實也是中西博弈的縮影。台灣輿論認為中國大陸選手輸了就要去「勞改」、贏了就是「金牌機器人」，這類論述在西方媒體輿論更是屢見不鮮。背後所體現的，本身就是西方和台灣對於中國崛起的焦慮。

反映在台灣身上的，便是各種「鷹眼建國」、「信用卡建國」的網絡想像；反映在美國身上的，莫過於是拜登（Joe Biden）「新印太戰略」的調整與摸索，在避免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的「護攔」前提下，尋求創建最大範圍的「圍中」陣營，也給了第一島鏈上的日本與台灣更多可以操作的施力點。

中美博弈格局所釋放出來的氛圍，對於周邊地區而言，最為要緊的便在於是否能正確讀懂箇中訊號。

很顯然的，儘管傳統台獨老路已走不通，台灣方面只能在不斷親美與台海築牆兩條路上大做文章。例如台灣陸委會放出風向，有意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嚴格管制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業務人員赴陸；而國民黨主席選戰開跑，朱立倫宣佈參選，更讓這場選舉陷入比賽「誰最親美」的格局。

問題在於，同樣夾處在中美大國之間的新加坡，李顯龍看到了台灣是中美衝突的潛在爆發點，卻未得到台灣朝野的同等重視，這可能才是台灣身處漩渦最為危險的地方。

在華人知識界備受許多人推崇的史學家余英時逝世於美國，特別是台灣方面祭起了「反共」與「自由主義」的大旗加以緬懷。然而，余英時在其史學成就之外，或許也是一面時代的鏡子。東西冷戰與國共內戰遺留下來的思想糾葛，余英時也無法置身事外，甚至把自己深深地捲入其中，為其政治信念與立場搏鬥到底。

余英時的離世，恰恰給了兩岸和西方一個重新思考的機會，在世界百年變局的十字路口，要選擇踏上新徵途，還是要死守老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