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看「徐州八孩母親」事件：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
中國大陸江蘇徐州豐縣八孩母親事件持續在網絡輿論場延燒，該事件在農曆春節期間曝光於網上，很快地在一海之隔的台灣也受到傳媒和社會部分關注。
特別是在北京冬奧開幕式過後，台灣網絡上不少人轉發該事件進展以及電影《盲山》的鏈接，藉此強調在奧運會絢爛煙火的背後，存在着「落後野蠻」的人口拐賣，才是中國大陸的「真面目」。
那個站在白人精英傲慢視角，曾用「平庸邪惡」與「納粹屠殺」形容中國防疫政策的西方媒體與華裔記者，在八孩母親事件亦未缺席，這次用着一刀切式的二分法發出提問：「谷愛凌與『小花梅』，誰代表着真實的中國？」其實這個問題在「反中」的台灣早已被提出，而中國大陸內部也有不少人在發問。不過兩者的出發點終究不同，台灣和西方想透過這個已有預設立場與答案的問題，固化和放大自身對於中國大陸的負面想像與刻板印象；而中國大陸的提問，則是在紛雜的社會光譜之中，追問和逼近所處社會的黑暗角落。
八孩母親事件作為一個社會悲劇，流傳到台灣成為政客和媒體一次「絕佳」的宣傳素材，當披上「反中拒統」意識形態的動員外衣之後，事件的脈絡自然被抽空，人們儘可站在一個突出自我優越感的道點制高點上，以事不關己的局外人角色，對此盡情嘲諷，又或者以居高臨下的姿態，縱情流露「同情式的理解」。然而，事件本身體現出來的複雜性以及應有的多重視角，甚至是足以反身自省的契機，莫不被隱沒進了台海政治與認同的情緒之中。
首先，這個事件發生在20多年前的1990年代，當時中國大陸雖已進入改革開放的階段，但社會百姓特別是底層人們的生活仍普遍困難。就算是扮演改革開放火車頭的深圳特區，當時在「世界之窗」等景點門口，隨處可見赤裸的幼孩緊抱着旅客乞討。這一幕說明了中國大陸在快速且高度壓縮的現代化進程中，必然會將社會不平等的矛盾鑲嵌進去，光明與黑暗同時存在，關鍵在於如何面對、如何解決。台灣用着當下的視野與標準，把八孩母親事件當成「活化石」來看待，顯然是不公平的，因為背後忽略了社會發展的階段性，以及由此延伸出來的觀念差異。
其次，近年來在台灣不斷被倡議的底層和性別等「進步」觀念，也在看待中國大陸八孩母親事件時缺位了。在此事件中，八孩母親固然是弱勢中的弱勢，而父親扮演了強凌弱的角色；但放大視野來看，事件發生在貧困農村地區，「弱勢」其其實不僅僅存在於性別之中，而是存在於亟待解決和直面的社會結構之中。如果說底層和性別的視角都是在追求平等，或者是在修補、彌合市場經濟帶來的不平等，那麼自詡為進步的台灣，更不應該挾着一種文青式的高高在上來看待八孩母親事件。
再者，更為深層的誤區在於如何理解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當前的大陸輿論場，對此事件可說是在分裂之中取得了交集，不分左右都表達了憤怒與撻伐，特別是針對地方官僚試圖掩飾的「家醜不外揚」心態與做法，更是口誅筆伐；一些觀點也認為，政府、媒體與社會之間信任關係面臨了巨大的挑戰和考驗。當然，毋須否認，這些弊端和失語的狀態確實存在，只是台灣很自然地對此套上西方國家與社會對立的認知，認為此次事件將進一步割裂和分化中國大陸的國家社會關係。然而，事實上這種看法很大程度上是貶抑了大陸輿論能夠發揮的能量，以及國家社會所具備的糾錯機制。
可以作為參照的是，2020年新冠（COVID-19）疫情在武漢爆發，地方官僚的應退失據同樣點燃了輿論的怒火，反過來推促着政府必須回應民意、改弦更張。從結果來看，台灣以為大陸的「分裂」，反而是合力促進社會自我優化、進步和步入正軌的一種動力。在八孩母親的事件上，地方政府不斷被輿情和自媒體挑戰，令江蘇省級官方成立調查組進行究責，在當下或許被視之為亡羊補牢，會否給出令人信服的調查結果也還不得而知，但社會輿論推促政府正視與介入的形成過程，本身就大大打破了台灣和西方對於中國大陸和中共的既定論斷。
還應該看到的是，一個社會究竟願不願意真誠地直視自身的陰暗與傷口。「人口拐賣」在中國大陸並不是一個禁忌詞，在真實的八孩母親事件被揭露之前，便有《第十二秒》等電視劇創作以「拐賣村」的不堪現實作為主線之一。台灣其實不該忘記自己也曾經走在類似的路途上，所謂的「進步」，本來就不可能是一步到位或一蹴而就的，更不可能是與生俱來的。老一輩台灣人都聽過「瘋女十八年」的故事，一位被丈夫拋棄而精神異常的女子，被囚禁在籠內受虐長達18年，還被拍成了電影和電視劇作為「警世」；當下的台灣，新聞報道也能不時見到失智長輩或精神病子女被關綁於屋內的情節。
而在大陸八孩母親事件起源的1990年代，台灣男性到大陸和東南亞「買妻」更不是秘密，在當時甚至變調為足堪自我炫耀的「成就」；一直到今天，台灣對於處在弱勢地位的外籍配偶（西方白人除外），仍舊多少存有「所有權」的物化看法。更不用說最近台灣爆發非洲外籍學生在大學淪為「奴工」的醜聞，種種對於社會弱者的剝削與欺壓，還是很難在被「抗中保台」壟斷話語的台灣得到積極且普遍的注視。
中國大陸八孩母親事件尚未結束，無論是反躬自省抑或是人云亦云，社會正在學習如何自我凝視，看到神州大地真實共存的多樣性與複雜性，也看到在「共同富裕」的目標背後，還有無數等待化解的矛盾與失衡，不僅僅只是抬頭仰望，同時不忘低頭沉思。台灣如果真心相信自己口中的進步理念，相信世界共好的理想，對於正在發酵和發展中的大陸八孩母親事件，應該如同哲學家史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所言「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脱下冷嘲熱諷的道德優越感、超越政客設下對大陸的「不要抬頭」（don』t look up）思想牢籠，畢竟任何社會悲劇都不是被妖魔化之後的中國大陸所獨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