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邀請函」到「護城河」 地方政府何以不再變通?

撰文: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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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周,極端暴雨肆虐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在應對過程中,有幾件事情引發人們普遍關注,且這幾件事情看似彼此孤立且事發偶然,但內裏卻又有着某種共通性和必然性。

首先是「邀請函」的問題。根據《南方周末》發表於8月1日的《涿州:等待救援》一文的披露,多支民間救援隊前往涿州,但卡在「邀請函」上。因為按照規定,外地的民間救援隊跨省救援前需要向事發地的應急管理部門開局邀請函,隨後再向屬地的應急管理部門報備,得到批准後,救援隊方可出發。

根據《南方周末》報道,兩支山西的救援隊原計劃是支援北京,因此手續未全,他們向一位當地應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員申請開函,被婉拒。一家山東的救援隊表示,他們也難以從當地應急管理局開到邀請函。「由於災情影響通訊,申請開函的時間難以把握。」一位江蘇的獵鷹救援隊工作人員表示,由於當地通訊癱瘓,邀請函過了好幾個小時才傳送到救援隊的手上。另一位負責幫助救援隊對接應急管理局的志願者表示,涿州市應急管理局也受洪水浸泡而斷電,通訊信號也十分差。此外,等待救援的市民、村民有的也困在了邀請函一事上。

8月2日,救援人員在河北省涿州市市區內轉移群眾。(新華社)

隨着輿情發酵,保定市政府相關部門工作人員表示,當地有社會應急救援力量協調機制,「首先從全市調配,如果不夠,再向省廳報告,從全省調配,主要是就近調配,逐級調配。河北省的救援隊伍也非常多,平時的培訓考核、裝備情況,我們心裏有數,從安全性考慮,外地過來路途遙遠,不能因為救人造成自身損失。」「不是說不讓外地救援隊伍來,安全第一,科學施救,如果大家都盲目跑過來,高速也堵了,救援現場也堵了。」2日下午,外地民間救援隊伍進入涿州,已無需當地相關部門的邀請函件,「下高速掃二維碼登記訊息,免費通行。」

其次是高速排隊收費。據媒體報道,8月1日,河北省保定市白溝新城附近的居民接到緊急通知,稱由於暴雨和涿州洪水,當地的河流存在一定程度的決堤風險。因此,有關部門要求當地自建平房、門店以及樓層位於一層和二層的居民,連夜撤離此處避險。很多居民只能被迫選擇連夜開車撤離。情況可以說萬分危機,然而,當數以萬計的車輛舉家撤離時,卻被堵在了收費站。

車輛被堵的原因有兩個:一是白溝收費站,只開了兩個通道,其他車道沒有開。二是因為需要排隊領卡,不領卡不能進高速。該事件之所以引發輿情沸騰,一個關鍵原因在於此舉與人們的常識相悖,因為按照常理常情,在這樣的緊急情況下,收費站應該立即採取措施,開啟快速通道,而不應該浪費時間排隊等待交卡。

白溝在地裡位置上,靠近雄安新區。(Paul Sedille攝)

對此,當地高速管理部門回應稱,他們沒有接到上級免費通行的通知,如果所有車上道時都不拿卡,那麼下道時會給其他收費站帶來巨大工作壓力。至於高速路口堵車的情況,是因為有部分車主在上道後,由於不知道應該去哪裏,導致大量車輛在路口堵塞,從而影響了交通的順暢。

最後是「護城河」爭議。暴雨災害發生後,有關「河北、天津泄洪是為了保北京」的說法就開始在社交媒體流傳,不少專家亦出面闢謠解釋,比如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程曉陶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這不是一個很準確的表述。蓄滯洪區的運用是在流域的尺度做統籌考慮,一般來講蓄滯洪區的有效性是對下游而言,並不是對上游而言,所以蓄滯洪區的應用是針對天津而言的。天津的水位降低,並不等於北京就不會被淹。」

官方的解釋還未能說服民眾,河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倪岳峰一句「護城河」卻引發眾怒。根據倪岳峰在保定市和雄安新區檢查防汛搶險救災工作時的說法,河北要「有序啟用蓄滯洪區,減輕北京防洪壓力,堅決當好首都護城河。」8月1日,水利部召開海河流域性洪水防禦工作專題會商會,會議要求,要全力以赴搶護南水北調中線工程與拒馬河交叉段險情,確保工程安全。加強永定河左堤、白溝河左堤等重要堤防防守,落實薄弱堤段防禦措施,確保雄安新區、北京大興機場等重點防禦對象絕對安全。

8月1日,河北省涿州市職教中心安置點的工作人員在運送飯菜,準備發放給安置群眾。(新華社)

官方數字顯示,河北省已有94個縣區、826個鄉鎮遭受洪澇災害,截至3日上午10時,河北省共轉移群眾122.9萬人,其中蓄滯洪區轉移85.72萬人。

以上三起事件,看似彼此孤立,卻有着某種共通性,人們很直觀看到的是官僚主義,但官僚主義背後卻是地方政府和基層的「變通」問題。類似的事件,疫情期間已經發生過不少,最近黑龍江佳木斯在小區內建方艙醫院只因「錢批下來了」,只是這一結構性問題的後果之一。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項飆此前在接受《香港01》記者專訪時,對比了改革開放初期至今的變化。「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社會學研究關於中國社會的研究很重要的一個話題,是關於變通。當時研究者普遍認為,中國社會的最大特色之一,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也就是說,政策不管好壞,到了地方上之後,沒有能夠真正落實下來,因為中間很多變化,很複雜,也有人認為這本身就是改革的動力和前進的一部分。但這些年出現了相反的情況,就是一個政策明明不合理,不符合實際條件,但卻能貫徹得非常有效,以往的『變通』基本上不存在了,變成了層層加碼。」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項飆。(資料圖片)

為什麼會這樣?項飆歸結了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可能是治理的高度技術化,原來的治理主要還是靠人,比如說中央和地方的討價還價,官僚內部的利益分配,有這些人的因素在,但現在因為技術化程度非常高,整個官僚體系真的就變成了一個精確的機器。第二個原因是地方性社會的力量變得非常弱,原來一個政策下來,地方性社會包括官員能夠自己組織起來,不管是走樣還是打擦邊球,或者說抵制,至少在『動』、在組織,但現在好像沒有這樣的能力和意願了。」

當地方政府不再「變通」,官僚主義只會愈演愈烈,而官方三令五申的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如果不從源頭上根治,恐怕反對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本身,也會成為另一種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