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薪衝擊公務員穩定　需引起決策高層高度重視｜安邦智庫

浙江省日前發出通知稱，2023年，全省推出機關事業單位崗位數不少於上年度。推動國有企業帶頭吸納就業，全省國有企業招聘高校畢業生人數一般不少於上年度。將吸納高校畢業生就業情況納入國有企業年度黨建工作要點。同時，廣泛動員各類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每年募集不少於5萬個見習崗位。各地政府還有條件向見習單位提供補貼。

上述政策意在通過擴大機關、事業單位和國企招聘，緩解當前緊迫的就業壓力，尤其是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壓力。不過，由於機關事業單位提供的職位數量有限，對緩解就業壓力的作用可能只是杯水車薪。此外，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以現有的財政狀況，能夠向新招錄的年輕人提供多少收入呢？在地方財政壓力日益增大、公務員不斷減薪（降薪）的背景下，擴大財政供養人數，無疑將使地方財政更加捉襟見肘。

近年來，國內財政壓力不斷增大的一個結果就是「過緊日子」，除了機關事業單位削減各種支出，還有一個影響面甚廣的做法就是公務員減薪。據安邦智庫（ANBOUND）了解的部分地區的實際情況，減薪範圍並不限於在政府機關就職的現職公務員，還包括退休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部分金融機構（如證券交易所）的工作人員。實際上，只要是財政供養人員，就有可能被減薪。

對於公務員減薪問題，官方渠道基本上看不到公開文件，絕大部分都是「悄悄地」進行。社會上對此的報道和了解，也多以非正式的方式傳播。比如，今年9月中旬，有國內媒體報道，全國公務員工資可能面臨下調，甚至傳聞這一政策將在2024年正式實施。報道稱，國家各級部門對公務員崗位的工資進行了一定調整，降幅大致在5%到10%之間。相關報道還引述官方回應稱，這一政策並非全面性的工資下調，也不是為了削減公務員待遇，而是為了清退表現不佳、不勝任工作的員工。

由於體制內人員降薪的訊息不透明，上述報道既無法證實，也無法否認。但從實際發生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減薪情況看，減薪的確已經普遍發生，在近幾年表現得尤其明顯。安邦智庫在去年6月就曾追蹤報道，浙江、江蘇、福建、上海、廣東（包括深圳）、北京等多地的公務員都已收到降薪通知，降幅在15%到20%之間不等。如珠海地區的公務員年收入降了6萬元到8萬元，深圳地區降了5萬元到10萬元。北京和天津的公務員系統也已經完成降薪或明確了降薪計劃，廣東部分地區公務員已開始緩發補貼。上海的處級官員年薪已從35萬元降低到20萬元，主任科級公務員年薪從24萬元砍到了15萬元。浙江機關事業單位人員收入下降約25%，杭州甚至有機構的減薪幅度達到40%。

在今年國慶假期中，安邦研究人員對於減薪問題做了進一步了解，發現體制內人員的減薪幅度可能比媒體傳聞的平均水平更大。減薪幅度有比較明顯的地區差異和職級差異。在經濟越發達的地區，降薪幅度越大。比如深圳的公務員平均降薪幅度可能在30%以上。官員級別越高，薪酬基數越高，降幅越大。在深圳，部級及副部級官員的薪資收入幾乎腰斬。據了解，在部級官員這一層級，最新的工資制度取消了地區差異。也就是說，全國的省委書記、省長的工資水平都是一樣的。據稱，這是為了方便在全國範圍內的領導幹部調動，大家的工資都一樣，如果部級官員從廣東調到西藏、從上海調到東北，在薪資收入上不會因為地區工資差異而出現損失。此外，深圳的退休公務員也有降薪，如局級退休公務員一年的退休工資減少約10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持續、普遍的減薪會對公務員隊伍產生什麼影響？安邦智庫的研究人員認為，這已經是一個值得高度重視的問題，並且需要找到有效的應對辦法。

據我們的了解，普遍減薪已經對公務員隊伍造成了隱性的但值得注意的影響。由於絕大部分公務員都是靠工資生活，不斷減薪對他們的現實生活造成了明顯的壓力。在當前的整體環境下，面對減薪大潮，公務員雖然不會（也不敢）公開說什麼，但內心的意見和私下的抱怨還是很多的，因為他們現實的基本生活受到了明顯影響。在目前階段，減薪潮對公務員的影響尚屬「量變」階段，主要表現為公務員的工作積極性受到影響。有公務員私下表示，如果減薪持續太久，有不少公務員家庭的生活可能會遇到困難，公務員隊伍的穩定可能會出現問題。由於公務員的工作經驗和能力需要一定時間積累，並不是新招人員就能立刻替代的。

要指出的是，持續的、普遍的減薪，也在公務員隊伍中引起了對工作價值的困惑。多年以來，國家經濟一直在發展，但近幾年來，公務員卻罕見地面臨持續的大面積減薪，雖然經濟總量在不斷增加，但經濟發展的獲得感卻越來越弱。民營經濟越搞越差，政府財政越來越緊張，個人收入不見增長，失業壓力卻越來越大，這樣的發展勢頭不僅讓企業家和消費者困惑，也讓公務員感到困惑——我們追求經濟發展，到底是為了什麼？顯然不是為了減薪，而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

需要引起重視的是，這種由持續減薪引發的不滿情緒，在公務員隊伍中正在積聚。不誇張地說，這是一種正在逐漸累積的「風險勢能」。在安邦研究人員看來，對於公務員隊伍中的這類問題，相關領導和部門需要客觀看待，務實對待，妥善處理。顯然，這不是單純的思想問題，不是光靠講黨性、講政治、講覺悟就能解決的，更不是靠簡單的、無條件的行政管制就能消除的。正如所有的彈簧都有彈性限度，公務員群體也是人民群眾的一部分，他們的「彈性限度」就是依靠合法薪酬維持有基本尊嚴的生活——滿足生計，贍養老人，養育子女，有平均水平的醫療和教育。如果連這一點也無法保證的話，今後的公務員隊伍就可能面臨較大的風險。

我們過去在分析新冠疫情衝擊中國社會時曾反覆強調過，在應對「疫情+經濟低迷+減稅降費」的多種打擊時，有兩類人群需要特別穩定，一類是老人和孩子，他們出了問題將導致家庭不穩；另一類是公務員隊伍（尤其是基層公務員），他們出了問題將導致社會管理缺失，引發社會混亂。有人會說，其他人群難道不需要穩定了嗎？當然需要，但要在經濟發展不利時維持社會穩定的基本水平，公務員隊伍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如果不信，可以看看近兩年來在一些貧困地區時常出現的老百姓攔路收費的行為。在根本性質上，這與過去的土匪「剪徑」是完全相同的。如果地方公務員隊伍失效，這種情況將會大量增加，社會將會局部出現無政府狀態，甚至基層政府縱容其發生。

最終分析結論（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當前國內持續、普遍的減薪，對於以公務員為代表的財政供養人群有不小的現實壓力，在公務員隊伍中引發了普遍的不滿和抱怨。對於這種情況以及潛在的風險，需要引起決策高層的高度重視。單純的講黨性、講政治不足以解決根本問題，在發展好經濟的前提下，穩定並適度提高公務員的收入，才是根本的解決辦法。從這個窗口，可以進一步證實了搞好經濟對中國是多麼重要，這在中國就是最大的政治問題！

（本文經安邦智庫授權發布，原題為《減薪與公務員隊伍穩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