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不封城不搶購 新加坡何以實現有效防疫

撰文:鄭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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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韓國、意大利、伊朗的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發生局部爆發,雖然全球疫情的主要區域仍在中國內地,但是其他國家由輸入型病例轉向社區傳染的風險正在逐漸暴露。

2月25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對中國的聯合特派團團長艾爾沃德(Bruce Aylward)表示,世界「坦白來講並沒有準備好」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他還警告稱,所有國家必須對疫情明天就來襲做好準備。這些警告絕不是危言聳聽,在世界範圍內,各國在防疫工作中出現的漏洞暴露了很多。

但是,也有有效、有序進行防疫的案例,最典型的是新加坡。

從「重災區」到「模範生」

華人佔多數的新加坡,在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後一度被稱為「重災區」,特別是2月中旬病例迅速增長,一度成為中國內地之外疫情病例第二多的地區。

新加坡的防疫措施成效顯著,總理李顯龍在2月初的講話也對安撫民眾有積極作用。(AFP)

然而,新加坡自2月20日以來新增確診病例明顯降低,治癒病例連續多日超過新增病例,截至2月27日,累計確診的93個病例已經有62例治癒出院,現存病例31例,死亡病例為0。疫情在短短一個月之內得到了有效遏制,治癒率相較之下極高。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新加坡除了禁止有中國內地、韓國大邱市及清道郡旅遊史的人入境,並沒有對城市或區域進行封閉管制。政府明確表示不建議健康的民眾佩戴口罩,也沒有建議民眾留在家裏不出行,一度被稱「佛系」。總理李顯龍在2月初的一次電視講話中曾稱新冠肺炎「相較於SARS更似流感」,讓一些斷章取義的媒體大呼吃驚。

事實證明,新加坡政府表現出的所謂「佛系」並不是懈怠,整個防疫工作也獲得了世衛組織的肯定。

三大特點值得效仿

新加坡國土面積小、經濟發達、醫療資源豐富,這些是防疫獲得成效的有利條件,也意味着不是所有國家和地區都能效仿新加坡的做法。但是該國防疫的幾個特點值得借鑑。

新加坡樟宜機場採取了嚴格的入境檢測措施,但是國內並未封城。(Getty)

第一,政府反應非常迅速。從1月23日新加坡出現第一例輸入型新冠肺炎患者,當天政府立刻就在機場設立了體温檢測等措施,將體温異常的中國遊客隔離;僅4天後,新加坡宣布限制持中國湖北省簽發中國護照的遊客入境;2月1日,新加坡復將簽證和入境限制擴大到所有14天內到過中國內地的旅客;2月8日起暫緩大型活動。這些措施比大多數國家都實施得更早。

此外,衛生部門按照防疫需求,迅速實施了對不同人群的休假令(Leave of Absense)和居家隔離令(Stay-Home Notice),這些手段絕對不「佛系」。

第二,採取因地制宜的科學防疫。新加坡作為金融中心和交通樞紐,和外界往來密切,對傳染病其實是很脆弱的。但是政府也充分利用了新加坡的優勢用更短時間、更小成本來達到防疫效果。

譬如將工作的重點放在保障疫情診斷的通暢、臨床醫療資源的充沛,以及用財政補貼的方式鼓勵病人儘快看病。

做到這些並不容易,在武漢疫情爆發之初,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試劑盒供不應求、發熱門診徹夜排隊,湖北醫療系統接近崩潰。但新加坡政府在最快的時間內,利用醫療資源充足的優勢,保證疑似患者能儘快得到治療,避免傳播的同時加強人們治癒的信心。

新加坡在疫情發現初期也出現了搶購潮,但是此後平息了不少。(Getty)

又如新加坡並沒選擇大規模對居民進行隔離和居家建議,而是將精力用在對每一個確診病例按照流行病學的標準追逐其傳播鏈,細緻到街道和場所,防止聚集性傳染。這並不是意味着隔離和居家完全無用,而是說明對新加坡這樣國土較小的地區,在不妨礙健康居民生活工作的情況下最大程度控制傳染是有可能的。

至於不建議民眾戴口罩,更多是對醫療系統物資不足的防患於未然。在1月下旬新加坡也曾出現過搶購口罩的現象,政府顯然意識到如果疫情爆發,生產能力有限的新加坡很難獨立保證口罩供應,而民眾並無必要佩戴N95級口罩,所以選擇優先供應醫療系統。與此同時,政府快速購買高達500萬片口罩派發每家每戶,安撫民眾。

和以上的措施相比,對阻止社區傳播顯得無力的韓國、為要求封城而爆發醫療系統罷工的香港,以及各地醫療物資被哄搶的情況,實在值得反思。

第三,信息披露透明而詳盡。新加坡政府的衛生部每天更新數條最新的疫情情況,不僅是病例數字和防疫措施的公布,還對以上提到的病例傳播鏈條分析全部披露,讓人們對聚集性病例有徹底的了解。政府14個部門都在官網都披露了相關指導文件,和衛生部的措施相配合,涉及到各個行業以及保護弱勢群體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目瞭然。李顯龍說「恐懼比病毒更有殺傷力」,這種透明的程度也避免了恐慌帶來的麻煩。

新加坡衛生部門披露的疫情傳播鏈相當詳細,如圖是新加坡基督生命堂聚集性傳染的傳播鏈。(新加坡衛生部官網截圖)

體制完備是真正後盾

科學有效的防疫策略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最終得益於新加坡相關體制乃至政府效率的優勢。

新加坡在2003年SARS病毒疫情之後建立的防疫員DORSCON機制,把疫情警報級別分為4檔,此次疫情從黃色警報到橙色警報,給政府的防禦措施、跨部門協調、出入境控制和應急物資採購等方面的措施詳細指導,是所有措施的制度基礎。

在醫療體系,類似於中國「發熱門診」的公共衛生對應診所(PHPC)系統,在新加坡有873個接收點,相當於北京發熱門診的11倍。

另外,強大的執法體系保證了政府措施的執行,也維持了政府向民眾傳達信息的通暢,當然這也建立在行政部門本身具有公信力的基礎上。

李顯龍和各個部門官員輪番對公眾講話,事無鉅細的闢謠,不厭其煩地呼籲無需囤貨搶購。這些講話符合新冠肺炎的實情,既沒有煽動恐慌情緒,也不迴避最壞的情況,對防止哄搶物資的行為效果明顯,這種行政效率恐怕大部分國家都望塵莫及。

新加坡以「技術官僚治國」(technocracy)著稱,這次疫情的測試,讓外界看到其政府的確是用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專業精神進行決策,而不是根據政治和意識形態,這是防疫思路尊重科學的根本原因,也可能是各國政府最需要汲取的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