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蔡英文提政見幫養孩子大灑幣 年輕人會因此敢生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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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2020年台灣總統大選的逼近,角逐連任的總統蔡英文於11月22日晚間在facebook上提出其最新的育兒政見,主張「0歲到6歲,國家跟你一起養孩子」 。蔡英文表示為了「讓年輕人敢生、敢養」,預計在連任後加碼育兒津貼,讓育有0歲到6歲孩子的父母,每月可享有5,000元(新台幣,下同)育兒津貼。

對此,蔡英文更自信地以「史上推出最多福利政策的政府」自居,強調連任後將把台灣的孩子照顧地更周全。據台灣行政院表示,相關預算將從目前600億元逐年增加到1,000億元,以減輕家長負擔。

蔡英文在開出增加育兒津貼的支票後,自信地表示「蔡英文的政府,史上推出最多福利政策的政府」。 (蔡英文facebook)

蔡英文「0歲到6歲,國家跟你一起養孩子」的主張,其遣辭用句,不免讓人想起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在角逐國民黨總統初選時所提出的「0歲到6歲,國家幫忙養孩子」這個叫人印象深刻的倡議。過去曾以財政理由反駁郭台銘政見不可行的民進黨政府主張加碼托育津貼後,郭台銘方雖「樂見從善如流」,但認為這樣的加碼金額,還是未達其所倡議的每人1.5萬元的現金托育補貼。

不論如何,育兒津貼若能夠加倍,對當前工資停滯的台灣家長而言,多少能減輕育兒負擔。然而現金補貼的育兒政策並非萬靈丹,畢竟當前年輕人「生育罷工」產生的少子化危機涉及的是整體社會以及育兒體系問題,絕非幾個銅板的補貼就可解決。

台灣總統大選前各政黨端牛肉,0到6歲育兒補助成焦點。(中央社)

育兒津貼的加碼政策,更多反映出台灣長久以來,政府始終無法協助市場,建立可負擔也讓人安心的托育服務,而在政治人物多半隻側重短期政策效益,缺乏遠見和長期施政計畫下,也叫人難以期待它在未來有可能完善,因此在「聊勝於無」的現況下,人們的想法就會是,能夠多拿些錢補貼家用,縱使杯水車薪,但也不無小補。

儘管育兒津貼或有緩解育兒經濟負擔的效果,但執政者更應認知到其侷限在哪,而不能夠輕易把它與「國家一起養孩子」劃上等號。例如過往的經驗顯示,通常在缺乏配套,再者政府也無法可管的情況下,育兒津貼難以防範的問題是保母或私立托育機構趁勢漲價的問題。過去,台灣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也曾坦言,假如幼童是就讀私立托育機構,在「學費自由化」下,政府補多少,業者就會漲多少。

此外,發錢幫忙養孩子,它無法處理的問題還包括,難以讓女性擺脱「照顧母職」的角色,更是沒辦法真的讓年輕人「敢生、敢養」。

從現金補貼的育兒政策一直是台灣在托育政策上的主要對策,但台灣生育率持續下滑的現實也說明了,光是發津貼,對於生育率並無顯著效果。因為實務上它往往只是成為本來就有生育意願,或已經生育的家長「不領白不領」的補貼,縱使現在又加倍給付,但它終究是不足以讓年輕人從「不敢生」變成「敢生」,或有足夠誘因再生第二胎。

國民黨副總統參選人張善政(中)質疑蔡英文育兒津貼加碼的主張,是「抄襲」韓國瑜團隊的政見。張善政批蔡英文選舉到了,拼命撒錢,發想能力0分、抄襲撒幣100分。 (黃雅慧/多維新聞)

那麼政府到底要如何跟家長「一起養孩子」,才能比較有效的減輕育兒負擔,並達到有提振生育率的效果?從托育的維度來說,關鍵就在於政府能否伸展其「左手」,在發錢之外,也要設法、有效地規約、介入由商業托育機構為主導的托育市場。

政府不只是需要嚴格把關私人托育機構不合理的收費和漲價問題,也要確保其照顧品質能讓家長安心。另一方面,政府更應直接擴大社會投資在提高公共托育的服務量能上,藉此亦可彌補托育市場的缺陷,不只是可以更有利的減輕家長的照顧負擔外,也可減少因貧富和城鄉差距而帶來的教養差距,例如偏鄉地區在業者無利可圖下,就成了托育市場的真空地帶。

此外,如何讓降低台灣的高工時和落實友善的職場環境,使父母能兼顧家庭與工作,特別是要讓女性不會因生育而被迫離職或被另眼相待,也是重中之重。

根據台灣民間NGO所做的調查顯示,受訪女性中高達57%擔心職場懷孕歧視,其最擔心的問題包括「考績可能會受影響」、「可能會丟工作」、懷孕後「升遷可能會受影響」,顯示台灣職場女性得面對工作與懷孕、育兒的二選一的困境。(婦女新知基金會)

從更深層次的維度來說,要解決台灣「國安危機」等級的少子化問題,不只是要怎麼幫忙養孩子,還要能化解青年世代在社會分配不公、低工資、高房價下所導致的「生育罷工」問題。因為不論一個經濟體的GDP成長有多高、社會積累的總財富有多麼富裕,只要其分配結構不能讓多數人雨露均沾成為「持份者」、「利益相關人」,那麼其對於孕育下一代的意願自然就不可能提升。畢竟生活在這個社會的民眾,若自身連安居、就業都成了問題,其對結婚生子更不會抱有希望,而整個勞動力的繁衍和再生產自然難以進行,也預示着社會的崩解和不可持續的危機。

總體而言,有關蔡政府在2020年總統大選前所提出的「國家跟你一起養孩子」主張,政府要擴大財政支出、投資兒童,在概念上雖無問題,然而政策工具的選擇,以及資源配置上是否該側重於現金式的補助,卻是值得商榷的。

台灣民間托育政策的倡議者王兆慶在《崩世代》一書中,其在檢視台灣和其他社會在托育政策的實踐經驗後指出,以直接發錢的現金補貼,其政策成效最差。在台灣經驗中,王兆慶觀察到,加碼的現金補助,總是發生於選舉期間,此現象也令他質疑「這究竟是在提高生育率,還是在提高投票率?」

王兆慶借鏡世界其他能夠擺脱低生育率的國家經驗(如瑞典、法國)指出,在扭轉少子化的對策上,「提供照顧服務,讓媽媽無後顧之憂」是較為有效的模式,而政策可努力的方向包括,促進男性願意育兒的文化、提供價格合理,品質可信賴的托育服務、保障育嬰假和就業穩定和降低工時等。

此外,蔡政府在以「史上推出最多福利政策的政府」自居的同時,其實也應該負責任地提出其對於財政問題的主張為何。否則,就難以回應外界「敗壞財政紀律亂開支票」的責難。不可否認,面對少子女化和高齡化的社會危機,台灣完全有必要更多的社會投資在處理育兒、養老等問題上。

然而誠如經濟學者傑弗裏·薩克斯(Jeffrey Sachs)所言,追求社會的繁榮、正義和永續,沒有白吃的午餐,例如像投資兒童這類的「社會文明」建設,是代價的,有為的政府必須設法增加税收來支付這文明的帳單,檢討財富集中於少數人的問題。

台灣財政窘迫,租税佔GDP比例為OECD經濟體的末段班(僅高於墨西哥,還低於有「避税天堂」之稱的新加玻)是不爭的事實,而在執政者多半「只敢減税、不敢加税」的財政態度上,到底台灣如何支付為避免社會崩解的文明帳單,更是值得台灣政治人物和社會大眾進一步反思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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