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上世紀末推動民主化，迄今經歷三次和平的政黨輪替為傲，於內於外宣揚着台灣是華人民主典範的敍事，用以對抗潛藏於華人思想基因中的「儒家帝制」、民主政治無法在華人世界開花結果的文化命定論。

然而，二十多年來，台灣內部無論是少數政府或多數政府執政，雖經歷民主程序，但「贏者全拿」的政治規則，輔以內建的「中國因素」，台灣內部的政黨對立從未休止，民主內戰業隨定期性選舉周而復始，成為「台式民主」常態。可以說，台灣確實民主了，按表操課、開放競爭、舉行定期選舉，滿足了絕大多數民主政體的指標要求，但在素日的政治運作中，陷入「有民」而「無主」的惡的循環卻又樂此不疲。

台灣近期新生的兩起政治事件，充分體現「台式民主」有待修補的弱處。一則是高調主張台灣獨立的台灣基進（黨）立委陳柏惟罷免案投票通過，成為台灣政治史上首位遭到罷免去職的立委；其二是民進黨籍立委黃國書，在民進黨政府風風火火推動轉型正義工程數年後，因當年的政治檔案逐一解密，遭披露曾做為國民黨政府的線民，終致他退黨、「自主除垢」收場。

這兩起政治事件看似獨立，實則程度不一地體現台灣議會政治、政黨政治的本質——在彰顯民主價值的同時，以製造更多的社會與政治衝突為代價。

▼民進黨創黨35年自詡為台灣民主守門員，卻陷入國民黨線民卧底風暴：

台灣戮力的民主形式，儘管顛顛簸簸數十載，表面上足以令「民主宗主」的西方世界為文稱道，但其民主內在依舊存在中西方於政治價值與哲學上歧異所衍生的衝突點。傳統的中國政治哲學暫以現今的中國大陸為例，「中國是民主國家嗎」的長年詰問，基本顯見了西方對於民主標準的偏狹性，標準單一、形式單一，就連目標都莫衷一是。顯然北京方面多年來提倡「中國式民主」、發表「中國民主白皮書」，乃至於習近平倡導「全過程民主」的說法，都無法令自持民主發源的西方世界洗耳恭聽。

此間的鴻溝，必須回歸到中西方政治哲學之於民主價值的天差地別——政治究竟是為尋找最大共識而為之，抑或是保障多樣性的存續而存在？很顯然北京視角在於共識的存取，在於實事求是，在於執行，而西方政治發展的經驗則多為保存多樣性、理解差異性，以至於衝突此起彼落。

事實上，民主的概念本身並沒有問題，問題在於西方世世代代教條運作民主的過程，其議會政治與政黨政治已然不將民主視為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逕自將民主的形式做為滿足意識形態上彰顯民主的目的，不僅捨本逐末，也內生了衝突積累。

回到台灣政治近況，言行經常惹議的陳柏惟在創下現職立委被罷免的首例，旋即引來民進黨等泛綠政治人物的「聲援」，諸如台南市長黃偉哲感嘆民主從來不是坦途，轉發台灣現行選舉罷免制度門檻值得思考的相關報道，直言「選舉制度有待檢討」，大有陳柏惟輸給罷免制度的弦外之音。此外一出，立刻引起台灣網友譏諷，「都你們的話，當初也是民進黨修的」、「奇怪，罷韓（國瑜）成功的時候怎麼沒聽你要檢討選罷法？」

回顧台灣《選舉罷免法》在2016年11月底大幅修正後，4年來已經進行了10次罷免投票，其中有5案成功罷免，藍綠與小黨皆嘗「苦果」，包括此回陳柏惟在內有幾人遭罷免時的同意票數遠不及於彼時當選的票數，因此被質疑是「少數凌駕多數」，綜觀這類罷免民選政治人物的政治動員，到底是還權於民還是黨爭遂行報復的討論，反覆在台灣輿論間翻攪，諸如是否再修法？包含提案、連署、門檻等事項都面臨或大或小的檢討聲浪。不禁令人質疑，台灣社會的民主認識，是否依舊停留在因人設事（制度）的荒地。

無獨有偶，民進黨人昨是今非的本領也在黃國書線民一案上得到了充分彰顯。曾是民進黨籍、野百合學運出身的國民黨立委鄭麗文對於黃國書案與台灣轉型正義工程即給出了這樣的評價：「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成了民進黨內鬥的有力工具，因為不管在民進黨坐到多高的位置，一旦被掀出是抓耙子，就得像黃國書一樣認錯下台，用這種方式爭鬥升官最快，導致人人自危，所以蔡英文才會出面說別再鬧下去」，「促轉會早就應該結束了，結果現在因為打到民進黨自己人才要在明（2022）年熄燈，這是多麼的諷刺？」

根據台媒《風傳媒》報道，「民進黨內多認為，促轉工作已失控」，並指促轉會前主委楊翠今年5月執意請辭，便在於無法苟同促轉會披露3,450位情治機構過去於台灣各大專院校學生、教職員等線民布建情形。隨着當年政治檔案開放當事人檢閲，促轉會着眼追究誰是線民？還有誰？被迫或為利益當線民的情事，民進黨內人士直言根本「搞錯方向」、「只是在獵巫」，結果是「引爆民進黨創黨過往及不同世代對立情仇，已衝擊近代台灣民主化運動既有史觀」。

原因無他，民進黨政府早些年大張旗鼓推動轉型正義之時，並未就相關工程備受爭論的要點給出答案——到底是要除垢還是要和解？民進黨僅是將轉型正義工程的推動視為削弱國民黨的黨爭工具，是為消費台灣社會對於過去威權統治的負面情緒，由此獲取政治與選票上的紅利而來。轉型正義「深水區」的問題從來不入民進黨人的視線，直到終於伴隨檔案公開，燒到了自己人、勾起了黨內要員的世代矛盾，於焉才有急事緩做的呼聲。但這類的放緩，其動機根源也不在於回答台灣的轉型正義到底是要除垢還是要和解的問題，而是讓相關衝突得以先在黨內設下停損點。

美國政治學者李帕特（Arend Lijphart） 1999年提出「共識型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將民主制度區分為「多數決民主」與「共識型民主」兩大類，其間最大的差異是，「多數決民主」突出對抗性與排他性，而「共識型民主」強調了包容性與妥協性。台灣自豪其民主化工程、自信其聞名於世的「寧靜革命」，乃至於信奉政治正確帶來的轉型正義，其所有的宣傳與自豪，在多年之後，終於還是步上了西方民主政治的「不幸版本」，即追求民主的意義在於彰顯民主，而非解決問題——唯有民主得以持續被彰顯，期間所有衍生的衝突才有「正當性」，否則民主之下的政黨政治將無以為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