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病】大學情緒輔導政策被動 「出到輔導室也沒人幫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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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題的時候,要去尋求協助,要珍惜生命。」這樣的話在媒體上、校園內也聽不少,然而,近年來時有發生大學生輕生的事件,背後的問題可以很複雜,但是推動精神健康教育以提升學生的抗逆力,卻是重要的一環。

現時大學一般採取較被動的情緒輔導政策,只等有情緒問題的學生主動尋求協助。大學是否抱着大學生已有一定能力面對逆境的期望,而在大學教育上忽視精神健康支援這一環?

大學建立一個怎樣的學習環境,對學生的精神健康起着決定性作用。當依賴「守門人」的政策出現缺口,大學又可以做些什麼?

大學建立一個怎樣的學習環境,對學生的精神健康起着決定性作用。(資料圖片)

從中學升上大學,學生要面對不少新挑戰,比起中學時以公開考試為主的壓力截然不同,個人成長、時間管理、大學新生活、生涯規劃及社會對大學生的期望等,一時間多了很多需要兼顧的事情。阿晴(化名)是心理學系的學生,就讀四年級。她坦言一年級時曾因為學業及宿舍的適應問題,長期情緒低落,會不時大哭,甚至考慮休學。

「那時剛入學第一年,入住宿舍,也不太能融入那裏的氣氛,學業壓力也頗大,之後去找學校的輔導員協助。」跨出第一步尋求協助,她卻覺得輔導員沒有嘗試理解其處境,會面數次,輔導員卻只是一直明示暗示她可選擇停學,當時輔導員的態度令她有點反感。「現在回想起來,她會不會是不想(跟進輔導)工作,所以叫我停學呢?」

阿晴說,自己本身也不喜歡輔導。「就算跟他談完,出到輔導室也沒有人幫到我。」即使她這麼想,還是選擇了跟輔導員會面。當時她的媽媽也很緊張,有幾次陪伴她一同回校約見輔導員。後來,輔導員說︰「你做咩咁依賴你阿媽,成日叫阿媽過嚟嘅?」「其實你已經是大學生,大個喇喎。」

學生從中學升上大學要面對的轉變需要時間適應,容易造成情緒問題。(資料圖片/黃寶瑩攝)

輔導失效 適應問題未解決

從前與家人同住,有什麼不快都可以跟家人傾訴,她最不適應的就是住在宿舍不能回家。有時忙到整個星期留在校園上課、做功課,沒機會和家人聊天,很想念自己的家。然而,她的家和校園距離實在太遠,天天來回的話,會花很多時間在交通上。因為那時不開心,她更常常在輔導室裏哭。她憶述,輔導員沒怎樣疏導她的情緒或表示理解,反而說︰「輔導室唔係畀你喊嘅地方嚟㗎,你應該積極啲同我傾,諗解決問題嘅方法!」她那時就覺得,那好吧,你連哭也不讓我哭。還是算了,不要再去找他們。

不同的輔導員未必用同一套技巧與方法開導學生。阿晴也直言,學校有數位輔導員,只是她接觸了第一位輔導員後,已不想再嘗試去找別的。那後來如何適應大學生活?「其實都係無㗎,都係『頂硬上』。自己就這樣一直捱過來。」她說。她後來向私家精神科醫生求診,醫生處方抗抑鬱藥。她承認,現時仍繼續吃藥,只是,每月看一次醫生令家庭開支大增,看精神科醫生連同藥物的診金要800元。

媽媽曾暗示情況穩定後就不要再看醫生,她卻不想情況變得太差,加上自覺大學最後一年要應付的問題更多,唯有繼續看醫生。

學生在開學禮對大學生活抱有憧憬,到大學生涯展開時卻可能有期望落差。(資料圖片)

現時本港的大學都設有學生輔導服務,一般在學生事務處轄下,而且會不定期舉辦情緒輔導工作坊及減壓活動;大學也設立24小時的求助熱線,讓學生可以在任何時間有一道「最後防線」。部分院校會轉介學生予專業的精神科醫生,並提供醫療資助。但也有學生反映,這只是把服務外判,校內支援不足,學生能否「走出來」仍需靠自己。現時大學提供的精神健康服務對學生來說有多大幫助?記者嘗試聯絡數間大學的輔導組,以了解部門及輔導員的主要工作,以及他們在大學的角色,惟沒有一間大學願意受訪。

記者嘗試查詢近年專上院校學生自殺的最新數字,惟教育局回應,專上院校會按其內部程序跟進懷疑學生自殺個案,並提供適當的支援,但無法提供相關數據。

從不開心、長期情緒低落,到出現情緒病影響日常生活,最終絕望地了結生命,當中還是有一段距離。這段距離的長短,到最後會否走到絕路,當中的介入工作舉足輕重。學生艱難踏出第一步求助,也需獲親友支持和諒解。

對於阿晴來說,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比學校的支援更能幫到自己。輔導組有朋輩輔導(Peer Mentorship)計劃,協助新生適應大學生活,在新生迎新營(Orientation Camp)也有師兄師姐帶領新生。阿晴覺得和朋輩傾談比跟輔導員談話更舒服,但他們都是學生,校園生活都很忙碌,有時她不開心也避免去找他們。而且,她也不太想讓別人知道自己的情況。

「其實我對學校也不敢抱什麼期望了。我覺得輔導是一回事,但輔導解決不到自身問題。例如課擔太重,太多課業要做,我見完輔導還是要做。其他同學也覺得workload太大,就算一起跟教授談,回應也只是『沒有辦法的,課程設計是這樣的』。」
 

(輔導組)派個蘋果、派粒糖,說我們鼓勵一下大家,他們派那些有鼓勵字句的卡仔,寫着「正面啲諗嘢」,其實我收到更不開心。
阿晴(化名)

在大學時期,朋輩的支持也很重要,阿晴也覺得和朋輩傾訴較為舒服。(資料圖片)

阿晴選讀心理學,是想幫助跟自己有相同經歷的人,但後來她也質疑,讀的理論實際上能否幫到人。心理學的課程有關於正向心理學、處理情緒的部分,但她其實很抗拒正向心理學。「很不開心時,要跟自己說不如開心點,其實很離地。雖然讀了很多理論性的東西,但在面對實際情況時往往是另一回事。」在學制規範下,她在二年級選主修專業,三年級才讀主修課程,故此課業也較為繁重。踏入最後一年的大學生活,她說忙的不只是大學的課業,還有之後的出路,要思考繼續讀書還是出來工作。

她說,大學近年開展朋輩輔導員計劃,但在她眼中,他們搞活動卻更像「做show」:「在臨考試前他們在校園設立攤位,每有同學經過就派個蘋果、派粒糖或拍張照,說鼓勵一下大家。我感覺只是為了拍張相,證明輔導組有做事,反而令人很反感。這樣也算鼓勵同學?他們派那些有鼓勵字句的卡仔,寫着『正面啲諗嘢』,其實我收到更不開心。」阿晴覺得,學校與其設輔導組鼓勵學生正面思考,不如認真審視大學課程的課擔是否沉重,為學生提供的資源是否足夠。

「他們多做師生、宿舍tutor的技巧訓練,比起這些表面功夫好。不如做好生涯規劃,可以多幫助學生找出路。實際點去改善課程設計,而不是給我輔導服務,令我『頂得順』。這樣無法幫我解決問題。」她說道。

在阿晴眼中,大學輔導組的工作無法協助她走出情緒困境,在課程中即使有正向心理學的部分,她也只是靠著意志「捱過來」。大學裏到底在精神健康教育及推廣方面,有何實質行動?

詳情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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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病】康復者重返宿舍被留難 黃子悅:我不需要被照顧

上文節錄自第128期《香港01》周報(2018年9月10日)《尋求協助以外 大學精神健康教育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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