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00周年】知識份子失主導地位(2):體制收編、日漸反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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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談『五四』在當下的意義、對香港的意義,往往是從『知識分子』的角度出發......只有知識分子才會去反思這個問題。」回首100年前由知識分子主導的五四運動,再看看如今只有知識分子仍念茲在茲的紀念活動,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鄭宗義不禁感嘆,「現在的知識分子沒有了光環,沒有了承擔,變成了如今最不可能繼承五四的地方!」然而,導致知識分子失落主導社會地位的,就僅僅是「士大夫」光環的消逝、以及「憂國憂民」承擔的瓦解嗎?

《五四反思:知識份子為何失落社會地位》三之二

鄭宗義認為,不少知識份子被體制收編,而香港社會亦日漸反理性。

《【五四100周年】知識份子為何失落主導地位(1):自撤文化中心》一文提及,五四精神之一,是知識份子的自覺承擔,但可惜的是,自五四之後,知識份子們要求中國傳統經典退出中國文化中心,由西方新觀念取而代之,這形成了「雙重的文化邊緣化」,即中國文化從中心退居邊緣,而知識份子也撤出中國文化的中心。

至於家國情懷,放到香港過去百年的語境來講,也歷經不同變化。鄭宗義概括,20世界的學生運動,並沒有拋離「中國」語境,均可看見五四的薪火相傳,例如1970年代的反殖反資,就是學生基於愛國而反對殖民地的行為,而1989年的六四民運,香港的支援活動仍然強調「中國文化」的重要性;然而,到了21世紀,「在過去十幾年,香港社會運動者自覺地將香港語境和中國大陸語境自動切割」,以尋求主體性,例如2012年反國教及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爭取自決、自己決定自己前途的權力。」不過,鄭宗義強調,香港人並沒有釐清「公民自決」和「民族自決」的分別,甚至為了「要和中國大陸切割,就將兩件事混合在一起」。

近年社會運動及青年領袖,自覺把香港價值與中國語境切割。(資料圖片)

與此同時,已故知名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所言的「體制的收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知識份子的發聲。鄭宗義指出,「如今大學的體制,所有老師都疲於申請經費、發文晉升,家國情懷逐步被體制吞噬,很少大學教授寫文章針砭時弊了,要麼就是有政治目的。」

鄭宗義慨嘆,「你知道的『知識人』肯定不止那幾個,但報紙上來來去去就是那幾個。就好比,有這麼多研究歷史、傳統思想的人,但有幾個會在五四百年之際出來寫東西呢?」

當今知識份子 墮落至平庸地步?

鄭宗義近日在報刊撰文《知識份子遭收編,五四精神消磨》提到,除大學教授之外,當前的知識份子,還有由大學生畢業後晉身各個職業領域的專業人士。但是當大學生只忙於考試找出路,專業人士則忙於營生賺大錢,根本顧不上什麼抗議承擔,「這也是為何今天知識份子的稱謂已墮落到極為平庸的地步。」

五四背後本應包含知識分子的理性精神,但香港社會越來越反理性。(資料圖片)

再者,五四背後本應包含知識分子的理性精神,理性地評估傳統文化、理性地講求民主科學;然而,用鄭宗義的話來說,「香港實際上是越來越反理性的社會,反理性是指,很多人以立場先行,所有的『理性』都是為『立場』服務。香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社會撕裂,包括一些有知識的人參與一些社會運動,和你立場相同的人做錯事,你看不到,和你立場不同的,你就批評。表面看著像講道理,實際上是不講道理的......這也是香港無法繼承五四精神的地方。」

然而,導致知識份子失落主導社會地位的,僅僅是「士大夫」光環的消逝、以及「憂國憂民」承擔的瓦解嗎?有論者提出,藏身在五四背後,還有一位關鍵的「先生」,長期被知識份子忽視。請繼續閱讀:【五四100周年】知識份子失主導地位(3):忽視「馬先生」欠共鳴

上文節錄自第16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5月6日)《知識份子為何失落主導地位》,相關文章包括:

【五四100周年】知識份子失主導地位(1):自動撤離中國文化中心

【五四100周年】知識份子失主導地位(2):體制收編、日漸反理性

【五四100周年】知識份子失主導地位(3):忽視「馬先生」欠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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