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龐蒂:法國現象學運動代表

撰文:胡雅雯
出版:更新:

「真正的哲學在於重新學會看世界。」
—— 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

作者|杜小真  

 

五十年代初,沙特終於親赴德國弗萊堡(Freiburg)與海德格會面,但這次訪問令沙特失望沮喪。回國後,他情緒很壞,稱這次會見是「聾子的對話」,對方是「退休軍官的頭腦」,「我是和他的打獵帽對話⋯⋯」【註1】 這也難怪,早在1944年,海德格在《關於人道主義的信》(Letter on Humanism)曾對沙特許多概念的理解和翻譯作出言辭強硬的批評。對沙特的《存在與虛無》(Being and Nothingness),海德格是在滑雪時翻看了幾頁,很快就放下,而且再也沒有拿起來過。但是法國作家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的《小王子》卻讓他愛不釋手,甚至在整本書的書角頁邊都寫滿了批註⋯⋯ 從此,沙特明白了,他後來幾乎再也沒有對海德格作任何評論。但是,海德格卻有自己鍾愛的法國哲學家,他喜歡一位把他自己的思想和柏格森(Henri Bergson)相混、特別有法國味的哲學家:這位法國人最尊崇的三個哲學家是胡塞爾、海德格和柏格森。海德格認為在法國哲學家中,這個人是最有價值的。這位法國哲學家就是梅洛-龐蒂。雖然,他們兩人從未謀面,但彼此欣賞、神思牽掛。

 

梅洛—龐蒂:身體圖式 - EP66

現象學:胡塞爾、海德格、梅洛—龐蒂

 

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是法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思想家之一。他在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盛行的年代與沙特齊名,是法國存在主義的傑出代表。他最重要的哲學著作《知覺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和沙特的《存在與虛無》一起被視作法國現象學運動的奠基之作。兩人有著驚人相似的童年經歷:早年喪父,「從來沒有從一個不可比擬的童年之中復原過來 【註2】 」。1926-1930年梅洛-龐蒂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學習哲學,1930年通過大中教師學銜考試,1934年通過博士論文《現象學與格式塔心理學中的知覺問題》。二次大戰開始後應徵入伍,參加抵抗運動,在中學教書、在巴黎高師擔任輔導教師,開始在學界產生影響。在此期間,他與沙特等左派知識份子一起創辦《現代》雜誌,但因政治上的分歧很快分道揚鑣。後來梅洛-龐蒂先後在里昂大學、巴黎高師、巴黎大學任教。1952年進入法蘭西學院。1961年,梅洛-龐蒂突發心臟病猝然離世,時年僅53歲。他的英年早逝,令法國學界震驚、遺憾。和他已決裂的沙特還專門寫了一篇長文《梅洛-龐蒂》紀念他昔日的戰友和同行。

 

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被視作法國現象學運動的奠基之作之一

 

德國現象學進入法國,是法國思想界的一個「事件」,甚至可以說改變了法國哲學的面貌。現象學在法國的接受始於二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演變成為法國「存在」思潮,被稱作現象學的「存在主義轉向」。至六十年代有了以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為代表的現象學的「神學」轉向。梅洛-龐蒂在法國當代哲學中的重要性首先在於他是第一次轉向最傑出的思想家。法國著名哲學評論家文森特.德貢布(Vincent Descombes)認為梅洛-龐蒂是法國現象學運動的真正代表,開創了法國存在現象學的道路。與沙特相比,他在哲學上的重要性更加純粹。梅洛-龐蒂1929年就在巴黎參加胡塞爾舉辦的《先驗現象學》的四次講座。幾年後,他在《法蘭西哲學通訊》上發表了兩篇文章《知覺本性的研究計畫》和《知覺的本性》【註3】。他的第一部哲學著作《行為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Behavior,1942年)就是他現象學研究和行為主義、動物心理學、格式塔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研究的結果。在這一年,梅洛-龐蒂讀到了《國際哲學雜誌》為紀念胡塞爾的專號,其中有胡塞爾未發表過的《作為歷史意向問題的幾何學起源問題》,還有芬克(Eugen Fink)的《胡塞爾的現象學問題》等文章。梅洛-龐蒂對現象學的興趣和研究愈加深入,他為《哲學研究》雜誌寫過一篇有關胡塞爾的論文。

 

梅洛-龐蒂《行為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Behavior)

 

大戰期間,胡塞爾受到納粹迫害離開了弗萊堡。胡塞爾去世後,一位勇敢的比利時年輕人伯雷達(Herman Van Breda)冒著危險來到胡塞爾夫人那裡,幾經波折,把四千多頁胡塞爾未發表過的手稿帶到比利時的魯汶。梅洛-龐蒂1939年3月到魯汶查閱了胡塞爾的《歐洲科學的危機和先驗現象學》、《觀念II》等未發表部分及其它手稿,對他以後的現象學研究影響深遠。大戰期間,伯雷達計劃在巴黎籌備成立徵集胡塞爾未發表手稿的組織。梅洛-龐蒂和越裔學者陳德草(Tran Duc Thao)都非常關注這件事。陳德草在1944年從魯汶帶回了一批胡塞爾的重要手稿,回到巴黎。梅洛-龐蒂是法國當時利用這批資料最多的學者之一。在對胡塞爾現象學的探索和研究的基礎上,梅洛-龐蒂完成了他的巨著《知覺現象學》(1945),之後出版了《人道主義和恐怖》(1947)、《意義與無意義》(1948)、《辯證法的探險》(1955)、《符號》(1960)等哲學著作,還有一些著述和講稿在梅洛-龐蒂去世後由他的學生整理出版:《眼與心》(1964)、《可見的與不可見的》(1964)、《自然》(1995)。

 

胡塞爾:現象學開山祖師 (04/27)

胡塞爾:歐洲思想的危機 - EP63

 

梅洛-龐蒂的哲學思想受到多方面的影響,所以他的哲學研究涉及多種領域。當然,首先是胡塞爾現象學的影響。從胡塞爾那裡,他懂得了如果沒有了被思想的物件,思想就永遠不存在:這就是意向性(intentionality)的概念。在他看來,既然現象學是對人的實在經歷的存在的描述,那麽它就永遠不可能完全是白的,也不可能完全是黑的。這種現象學描述的是實在物,也就是描述處在自在與自為之間、意識與物質之間、自由與自然之間的東西。也可以說「兩者之間」的東西是梅洛-龐蒂的關心所在。知覺的主體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質的,這個主體同時是思維著的主體,又是肉體的我。所以,就必然有物質欲望,又有自我意識,人的肉體不能縱情存在。所以,人既是自由的,又是決定的,既主動又被動。人是身體和思維不可分割的存在,使得世界與人生都成為曖昧、摸棱兩可的。所以也有人稱梅洛-龐蒂為「曖昧的哲學家」。

 

其次,梅洛-龐蒂受到海德格的影響,他把現象學引向存有論。他認為「回到實事本身」(back to the ‘things themselves’,胡塞爾為現象學所提出的目標),就意味著回到先於認識,而認識又不得不談論的世界。他反對自然主義或唯科學主義的立場,批評它們把科學的觀念看成實在的鏡子,設定自在世界,認為真實的意識可以用因果關係的形式與之發生聯繫。梅洛-龐蒂則認為哲學的首要活動就是要從客觀世界回到經驗世界中去。不存在內部的人,人總是在世界之中,只有在世界之中才能認識自己。他大概是他那一代學者在精神上與海德格這位「德國思想大師」最相通的少數幾人之一。海德格在梅洛-龐蒂逝世後寫的一封信中說:「雖然我本人沒有見過梅洛-龐蒂,但通過他所說的和他所主張的,我可以想見在他身上具有一種自由和誠實的精神,他知道思想的事情是甚麼,知道思想要求甚麼⋯⋯我們感到安慰的是,這位剛剛離去的朋友,他已經在一條真正的思想道路上留下足跡,這條路通向從未被世俗的喧囂吵鬧和惟利是圖的動亂所染指的領域。」

 

海德格:存有與此在 - EP64

海德格:轉向與分期 - EP65

 

再次之,就是格式塔形式理論的啟迪,這使梅洛-龐蒂的結構研究對於以後的法國結構主義產生很大影響。這裡還應補充加入他對心理學和行為主義的出色研究。在梅洛-龐蒂早期的著作中特別是《行為的結構》中已經提出一種「結構的哲學」。梅洛-龐蒂在這方面的論述極富法國特色,他對行為的研究是為著關注意識和自然的關係,但法國傳統的習慣是用靈魂和身體的統一來表述這個問題的。意識與一般意義上的自然發生關係的那一點,就是意識存在的身體。而形式理論則可以產生更高層次的分析。梅洛-龐蒂希望綜合形式心理學和行為主義。行為在他看來是結構化了的總體,是一種有意義的總體。這種結構不是物,也不是意識,更不是對刺激的反應,而是對一種處境召喚的回答。他認為,意向從中發射出來的自我、承受意向的身體、意向趨向的諸物,這三者就是經驗的活的統一中的不可分割的三項,意味著一個行為結構。而結構的概念在梅洛-龐蒂那裡表現為形式心理學的格式塔結構(Gestalt structure)。自然就表現為一種「形式的宇宙」,各種形式按有等級的次序排列:不完整的物理形式,完整的人類形式:「物質、生命和精神應是不平等地參與形式的自然之中,它們代表著完整的不同等級,並且最終構成一種等級,在其中,個體性總是越來越多地自我實現 【註4】」。這裡可以看到柏格森生命哲學精神在梅洛-龐蒂思想中的滲透和融會。

 

柏格森:生命哲學先驅 (10/18)

 

從根本上講,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沿循的仍是法國人特有的笛卡兒「我思」傳統。但他的「我思」並不包容「我在」,「我思」在「我在」的超驗運動中完整化,這是梅洛-龐蒂存在現象學的意圖和界限:回歸存在。這也是沙特等法國存在主義哲學的共同主張:「我在」優先於「我思」,「我思」賦予「我在」以意義。梅洛-龐蒂和他的同代人一樣,堅持笛卡兒以來的基本哲學教益,但又對之進行改造。也出於這樣的立場,他用知覺哲學的思想,求助於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語言學,奠定了他的現象學的歷史哲學觀點。他以此反對沙特只注意到人與物的二元論,忘記了歷史、象徵、符號,而不懂得世界間的東西。在《辯證法的探險》(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中,梅洛-龐蒂從對知覺理論的現象學研究轉向了歷史、社會的現象學研究,即可稱之為「意義存有論」的理論研究。其實,歷史是物中間的人與人的關係。我與他人中間的是世界間。這樣,身體是人存在於世的運載工具,話語屬於意義,他人是我的世界構成的前景。整個歷史不是無意義的,但又不是只有一種意義。歷史不能提供真理,卻可能使我們避免一些錯誤。絕對的歷史不存在,它只是對無意義的一種消除,它的意義是未完成的,是開放的。

 

索緒爾:能指和所指——語言的任意性 - EP87

 

最後,還應提到,梅洛-龐蒂在美學理論方面的傑出貢獻。梅洛-龐蒂本人在繪畫藝術、文學等方面造詣頗深。而他最重要的貢獻在於:他以現象學的方法關注「非表像」的東西。這和以後的列維納斯和德里達等關注「不在場」應該是相通的旨趣。在《眼與心》(Eye and Mind)中,他結合繪畫藝術,特別指出見者和可見物之間互相召喚,畫中物在自己描述自己,藝術作品是反映彼世的東西,這就是知覺。而在他身後發表的《可見的和不可見的》(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中,他進一步提出問題,指出存有論超出我們知覺和此在的 「原始存在」。而以畫家塞尚(Paul Cézanne)為例說明:最原始、最本原的存在,就是沒有人的東西。即反思之前向我們顯示之物的繪畫。自然中存在某種召喚各種繪畫的東西,被畫的山召喚畫家。所以,注視就是看到可見物的非肉身化的過程。諸如顏色那樣的可見物並不是堅硬、象視線那樣展開的碎片,而是不同方向中的窄路,相對不可見物而使不可見物迴響的東西。這些看法都是很有啟發性的。

 

梅洛-龐蒂《眼與心》(Eye and Mind)

 

由於梅洛龐蒂的哲學涉及多種領域,又建立在「曖昧性」之上,所以他的思想以至政治態度比他的同代人(比如沙特)要溫和。他說過:「我只是要指出哲學不再應該按照上帝、人、被造物的劃分來進行思考⋯⋯」但他先於許多人(比如利科,Paul Ricœur)把意識哲學、辯證法和語言學、心理學聯繫起來,先於許多人更加徹底和恰當地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評論。他的思想影響了勒富爾(Claude Lefort)、加斯多里亞蒂(Cornelius Castoriadis)、利科等許多學者。近些年來,隨著現象學研究的不斷發展和深入,梅洛-龐蒂的思想也日益受到關注和重視,他提出的問題和思考將繼續吸引和啟迪後來人。


 

注釋:

【1】 參見 Frédéric de Towarnicki:《馬丁-海德格,回憶和記事》( Martin Heidegger, Souvenir et Chronique),巴黎版,Bibliothèque Rivage, 1999年,85頁以下。

【2】 見《現代》雜誌,1961年10月號,總期184-185期。

【3】 這兩篇文章和梅洛-龐蒂1946年在法國哲學會上的一次講話稿,在1996年由法國 Verdier 出版社結集出版成書《知覺的優先性及其哲學後果》。這部書仍對瞭解梅洛-龐蒂的思想有很大幫助。

【4】 梅洛-龐蒂:《行為的結構》,法文版,加利瑪出版社,143頁。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新大眾哲學,原題為〈梅洛-龐蒂——真正的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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