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局勢|從西方中心的態度看待伊斯蘭 為何有失公允?

撰文:葉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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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戰爭的新形勢再次引起全球關注,在國際上名聲不佳的塔利班已經全面奪權。自從2001年美國911事件之後,伊斯蘭文化和穆斯林都一直與恐怖主義、宗教狂熱、神權制、保守愚昧,甚至是反人道等名詞結合。雖然塔利班建立新政權後承諾會採取相對開明的政治取態,但國際輿論都偏向不信任或抱觀望態度,這與塔利班和一些伊斯蘭政治組織以往行動的反現代傾向很有關係。

對於伊斯蘭教和穆斯林這種敵視、恐懼和懷疑的觀感,其中當然也包含了很大程度的偏見和陌生感。將中東、北非各個民族或者穆斯林等同為恐怖分子當然錯誤而且愚昧,但是我們也不能停留在一種天真的文化包容視角,認為穆斯林只是被他人誤解,因為事實上,一些現存的穆斯林國家和政治組織不單沒有努力糾正他人這種偏見,甚至明確地反對現代文明價值,例如民主制、性別平等、宗教多元主義;而且,與西方文化、日本文化等比較,伊斯蘭文明也與我們的生活幾乎沒有聯繫性,這些倫理與日常生活的距離使得非穆斯林難以理解和認可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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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歷史學家、伊斯蘭文明學者馬歇爾・哈濟生(Marshall Hodgson,1922-1968)壽命不長,也因此著作不多,但他從世界歷史的視角去分析伊斯蘭文明,提供了許多理解現代穆斯林的深刻概念。哈濟生最有名的著作是三大卷的《伊斯蘭文明》(The Venture of Islam),但是,今天我們會引用他在《Rethinking World History: Essays on Europe, Islam and World History》這部文集中的思考。

哈濟生《Rethinking World History: Essays on Europe, Islam and Worl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難以擺脫的西方中心視角

這部文集中的文章和講稿多在五十年代寫成,當時的世界政治舞台主要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西方與蘇聯的對立,但哈濟生的觀察和研究己經洞察到今天的現象。美國當時並未深度參與中東地區的政治糾紛,而在學術界,伊斯蘭研究屬於歐洲東方學(European Orientalism)分支,他們當時只是抱著一種對他者文明/其他族裔(非西歐、非白人、非基督徒)的好奇和傾慕態度。哈濟生卻認為這種以西方為中心觀望東方的視角是不正當的,因為伊斯蘭文明並不只是西方文明的他者,也是世界歷史的主要動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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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濟生認為,西方中心態度不單對伊斯蘭文明來說不公允,也無法客觀理解世界歷史。西方中心視角模糊了特殊性與普遍性,將西方文明等同為現代社會特性,在解釋社會進步時,將一些普遍的、各個文明都能實現的活動和價值(例如合理的社會分工、法治、科技、平等主義)理解為西方傳統和民族或地理特性(例如認為唯獨基督教有平等思想、海洋文明才能有文化包容性)。

歐洲基督教文明在殖民主義和工業革命的推動下急速發展,財富、軍事力量、文化影響力、社會平等都在短短兩個世紀內超越了伊斯蘭文明和中國文明。因此,歐洲人及其美國後代的自豪感,以及從這種自豪感引伸出來的西方中心偏見是很合情理的。但是,哈濟生指出,這種視角不單是西方人自己有的驕傲偏見,連穆斯林也吸收了這種眼光來理解自己,因而造成伊斯蘭文明抵抗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同時,也陷入了反現代性和反普遍性的危機中,他們已經難以想像伊斯蘭信仰與普遍性可以融和,也無法理解怎樣可以現代化而不西化。

美國歷史學家、伊斯蘭文明學者馬歇爾・哈濟生(Marshall Hodgson,1922-1968)(University of Chicago)

事實上,西方中心主義理論中的發展迷思(myth),以及特殊性和普遍性被模糊的現象,在各個民族、各個國家中都存在。例如中國從清末到今天仍然糾纏在中西特殊性的對立以及文化特殊性與人類普遍性的對立中,因此在抵抗西方文明和政治力量的外來影響時,也限制了自身普遍價值的發展;不發達社會流行的崇洋心態,也是這種特殊性和普遍性被模糊的結果。

伊斯蘭文明的「衰敗」?

哈濟生的理論目標就是嘗試找出伊斯蘭文明自身擁有的普遍性特質,以讓伊斯蘭研究提升到世界歷史的高度,擺脫東方學的片面性。即使我們不了解伊斯蘭文明歷史,單憑常識其實已經能看到伊斯蘭文明一個驚人之處:雖然在當代人數上不及基督徒,但伊斯蘭教在北非、埃及、阿拉伯、巴爾幹、土耳其、波斯、印度次大陸、中亞、馬來西亞、印尼等地理和氣候全然不同的地區都是最主要或次要宗教,所包含的政體、語系和民族多樣性也比基督教要豐富。而如果我們減除了歐洲移民美洲大陸的人口後代,和二戰後以發達社會優勢來傳教所吸收的人口,穆斯林的比率會進一步提高。換句話說,在現代社會湧現和歐洲人口爆炸式增長與流動之前,伊斯蘭教才是世界主流、最具普遍性和包容性的勢力。

任何一個統合雜多民族的勢力都需要實現普遍性的身份和理念來管理社會,讓來自不同語系、傳統、地理的人群互動(互動的最主要形式當然是貿易)。伊斯蘭教的世界霸權(hegemony【按:另譯「領導權」】)地位由七世紀一直延伸到十七世紀,勢力範圍內不同都市和民族間的生產力和貿易量非常發達。這種成就不可能只靠武力征服來實現(只維持了一個半世紀的蒙古帝國是明顯對比)。

與後來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所主導的全球性霸權一樣,伊斯蘭教都有源於一神論的平等主義信念(主要表現在階層和民族平等,不是個人平等),也允許教義和倫理要求在不同地區有適度的彈性,因而可以保持各個民族和帝國的活力。哈濟生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伊斯蘭文明是怎樣丟失這種世界霸權地位,而且也減弱了這種包容和靈活精神,最終表現得封閉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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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濟生並不認為伊斯蘭文明在十七世紀後的衰敗(decadence)源於伊斯蘭教自身的條件不足,而是因為與西方競爭失敗;西方基督教文明得以短時間內趕超穆斯林,也並不是因為它的教條比伊斯蘭教優越,而是因為跨大洋殖民主義。換句話說,哈濟生認為世界歷史的發展與宗教內容無直接關係:不論是伊斯蘭文明的衰敗,或者基督教文明的急速發展,都是由社會經濟因素所推進。然而,西方人與穆斯林卻都以宗教信條這種迷思來解釋自身的成敗。而一旦涉及到自身力量的發展時,解釋方法就不只是學術理論問題了,而是會真實影響人的思考和行動:西方人越認為自己的成功是出於宗教優越,穆斯林就越覺得需要光復和堅守自己的宗教原則來發展自身力量。

穆斯林這種思維原則上的迷思,也被歷史認知上的迷思所加強。不論是西方人還是穆斯林,都假定伊斯蘭文明由四大哈里發時期(穆罕默德的直屬後代)開始就逐漸衰敗,最終表現為近東鄂圖曼帝國的解體;但事實上伊斯蘭文明並沒有直線性衰敗,反而有多次的全面發展,其力量中心也從來都不只限定在近東,敘利亞、阿拉伯半島和波斯地區才是文化和商業中心;現代穆斯林這種時間和地理視角其實已經是西方眼光:鄂圖曼帝國鄰近歐洲,它的地位因而被過分抬高。種種迷思使得穆斯林不斷想像和要求自身回到一種原始的發達狀態。這種想像最危險的地方在於,它越無效、越不能實現目標,人就會越堅執相信自己還沒恢復純潔性和原始性,因而更進一步要求自己封閉起來。對哈濟生來說,正是這種以宗教原始性來解釋發展的迷思,造成一些穆斯林教派(例如瓦哈比派)和政治組織的極端化、復古主義和排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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