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智庫：中美會談可能是一次着眼大局的「勉力之行」

3月10日，美國國務院表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將與中國外交事務高層官員於3月18日和19日在阿拉斯加會晤。
3月1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應美方邀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和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將參加此次中美高層戰略對話。

這將是自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以來中美兩個大國之間首次高級別的面對面會晤。一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表示，此次中美高層會談的議題將包括新冠疫情、氣候變化，還有一些雙方存在分歧的問題，包括中國對香港的立場和向台灣施加的壓力，以及中國已經對澳洲實施的「未宣之於口的經濟禁運」。這位官員說，美方還將討論中方的某些被認為有損美國工人和農民利益的做法，以及知識產權竊取、強迫技術轉讓和人權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對話的地點選在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阿拉斯加位於北美大陸西北端，遠離美國本土。從地理位置上看，安克雷奇大致是中美雙方地理上的中點，它向外界發出的信號是，雙方在「相向而行」，或多或少處於平等地位，避免給人留下一方為達成協議而做出過度讓步的印象。有分析人士認為，在當前中美關係的背景下，選擇在安克雷奇會談，政治氛圍肯定要比華盛頓少很多「敵意」。選擇遠離美國本土的阿拉斯加舉行中美會談也是一個象徵——未來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還需要跨越很遠的距離。

對於此次中美會談，從世界金融界到中國金融界，再到很多社會層面，都有一種長期壓抑後的樂觀預期，大家都樂於見到中美兩國重新坐下來，終於開始談判。很多人對此抱持樂觀的態度，非常希望雙方能夠藉此次會面打開局面，儘量重新恢復以前順暢的溝通和交流，最好是能夠恢復過去的中美關係水平。

然而，類似的樂觀預期恐怕這一次會落空，因為這一切樂觀預期在短期內不太可能發生。

作為獨立智庫，安邦智庫（ANBOUND）的研究人員有專業責任談一些客觀的看法與判斷。首先應該肯定的是，中美兩個大國的確有必要重啓溝通與對話。在當今世界，即使雙方有明顯的分歧和地緣政治摩擦，但雙方都無法忽視並繞開對方。基於理性，中美兩國必須着眼於大局，打開溝通窗口，這樣才能打破僵局，避免誤判。其次，現實以及形勢都表明，中美兩國都是在「明知不可為」的情況下而「勉力為之」。即使此次會談收穫很小甚至毫無收穫，兩國都需要開啓會談。可以認為，中美兩國因為各自的理由，都需要一次形式上完成、但實際效果可能並不成功的談判。

對中國來說，在中美關係問題上，過去幾年經歷了從希望到失望的重大轉折。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並沒有得到完全履行，有可能這是中美關係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在簽字之時就沒打算完全履行的情況。這種大國心態表明，中國早已不是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中國完全將自己置於世界頂級大國的地位，所作的一切就是讓這個世界（尤其是美國）承認這一點。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中國可以「平視世界」的說法引起一定的關注，這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中國崛起後的心態和自信的變化。如果美國對中國沒有表現出平等與尊重，則中國可能不會考慮兩國高層關係級別的外交再定義，不過，具體某些問題則可以就事論事地來商量。

對美國來說，美國實際上同樣需要一次「不成功的會談」。現在的世界，尤其是歐洲對於美國特朗普時期的政策是不讚賞的，很多美國的盟友，承擔不起立即轉向與中國對抗的成本。甚至在美國國內的部分行業和戰略研究機構，基於利益或者各自的判斷，也希望拜登政府要改變過去特朗普時期的政策，他們認為，如果美國對中國「示好」，主動開一個口子，則中國會真的「相向而行」，那麼今後的一切就會逐漸好轉。所以，繼承了特朗普遺產的拜登政府，不得不做出適當的努力，在形象上展示自己的努力。但在實質上，可能性更大的是，對於拜登政府中的至少一部分人來說，實際希望中國嚴厲拒絕美國的「示好」和主動，這樣他們就有了充分的、有說服力的證據對盟國以及一切懷有「緩和意圖」的人講，「你們看，這樣與中國打交道是行不通的」，而美國能夠選擇的道路，唯有在戰略上的對抗。這對於美國和盟國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是迫使美國的盟國付出必要成本和下定決心的關鍵。

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在一、兩個月前，中國也前所未有地為美國劃定了各種紅線，列出一系列「不能談」的問題，因為那是中國內政和底線，顯示出「愛談不談」的姿態。美國則是一方面沒有在貿易戰等領域有任何的鬆動，同時仍在加緊實施「盟國團結政策」，等於是在做特朗普政策的基礎上「做加法」，額外加上了一個盟國的地緣政治籌碼。

所以，現在的中美兩個國家，各自猶如一輛重型卡車，一旦開動起來，要想剎車、轉向、掉頭，那都是非常困難的。美國很清楚中國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國面臨一個發展中大國走向現代社會時必然遇到的很多問題，中國需要團結和凝聚力；美國則面臨後現代社會的諸多問題，需要在共識的基礎上採取行動。這種背景下，兩個國家都會因為各自不同的理由，需要一次「不成功的會談」。至於未來的兩國關係，對兩國外交人員都提出了挑戰。在美國掌管外交的行政部門，目前並沒有看到傑出的人物，缺乏如基辛格那樣的能夠為解決問題帶來突破的人才。至於中國方面，目前主要是按照既定的政策去執行的人。

整體來看，中美兩個大國關係的改善，一方面需要打破過去的僵局，着眼於大局建立起溝通的渠道與機制；另一方面，目前兩國基於各自面臨的問題和形勢，對此次會談達成有效的成果又不能抱過高的希望，一次「不怎麼成功的會談」對於雙方都是可以接受的。

最終分析結論：

中美兩國即將在本年度首次面對面溝通，這是一次着眼大局的必須之旅，但同時也可能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勉力之行」。

本文獲安邦智庫授權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