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以「十二日戰爭」結束，在美以的強大軍事壓力和打擊下，伊朗被迫接受特朗普提出的與以色列停火要求，在政治語言的遮遮掩掩下，重新尋求與美國通過和談方式解決伊核問題。明眼人都知道，伊朗此舉實質上等於舉起了投降的白旗。

然而就在伊朗遭痛毆後又搖擺回對美妥協路線的當口，伊朗國內走激進路線的宗教勢力又開始扯起刺殺的大旗。伊朗最高什葉派領袖Naser Makarem Shirazi周日（29日）對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川普）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發布伊斯蘭教令（fatwa），明言他們是「真主的敵人」，呼籲全球穆斯林對兩人施予極刑，包括斬手斷腳或十字架刑。教令指，穆斯林或伊斯蘭國家對此敵人的任何合作或支持都是被禁止的，全世界所有穆斯林都有必要讓這些敵人為他們的言論和錯誤感到後悔。

目前還不知道這是伊朗什葉派領袖的自選動作，還是和代表伊朗最高精神領袖或民選政府的政治力量互動後的行為。從伊朗國內的政治結構看，後者的可能顯然更大。因為從主觀意願看，在「十二日戰爭」中丟了面子又丟了裏子的伊朗神權政府當局，非常需要這樣一條這樣的「非官方」追殺令來對內有所交代，以掩飾戰爭失敗和由此產生的政治指責。對外，也需要通過這種辦法挽回面子。

然而，無論是什葉派領袖的自選動作，還是受命於伊朗宗教政府的行為，這種掩飾失敗和挽回面子的做法都沒有任何積極意義。就像美以對伊朗高級官員的刺殺行為，改變了伊朗的反美反以政策了嗎？並沒有。不僅沒有，反而進一步強化了伊朗的反美反以立場。

美以對伊朗的威脅是基於地緣政治和宗教文化屬性的威脅，是結構性的，不是哪一個政治人物當領導人或不當領導人就能消除掉的威脅。自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推翻巴拉維政權，重走原教旨政治並與走上與美以對抗的外交路線以來，無論哪一屆美國政府，不管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美伊關係都沒有從根本上緩和過，美國都沒有放棄對伊朗的打壓、圍堵和顛覆。受制於美伊關係，作為美國在中東代理人的以色列，當然不可能調整與伊朗的關係。再加上以色列自身和伊朗又存在區域霸權爭奪，伊朗官方至少在口頭上從未放棄過要消滅以色列，還支持區域內致力於消除以色列的宗教力量，以色列和伊朗的關係就更是無解。

在這種情況下，即便刺殺了美國或以色列的某位領導人，有什麼意義？能從根本上解除伊朗的外部威脅嗎？根本不能。政治暗殺是上不得枱面的行為，也是美以已經檢驗失敗的行為，不僅達不到政治上的效果，反而會招致國際輿論譴責。伊朗不應再走這條無效的鬥爭道路。

這種毫無政治智慧的辦法是典型的「神棍政治」和「伊朗式搖擺」體現。所謂「神棍政治」是指，在宗教或政治上遭到羞辱，或在軍事上吃了敗仗之後，不敢發動正面反擊，也無能力反擊，只能祭起宗教追殺的原始方式，通過威脅追殺聊以自慰。所謂「伊朗式搖擺」是指在與美以遂行戰略對抗的同時又幻想爭得對方認同，心心念念想着和對方改善關係，但是又處理不好這種平衡，於是就一會對抗，一會兒妥協，在這兩個極端反覆搖擺。

這兩條正是伊朗過去這些年悲劇的根源。不是反美反以不對。美以的霸道做法反對的國家多了。特別是美國在中東的偏袒政策，和以色列在加沙帶有種族滅絕和屠殺性質的軍事政策，更是人神共憤，在全球範圍內激起了強烈反對。美以該反，而且必須反。世界上反對美國反對以色列霸權的國家多了，有些甚至還是美以一個戰壕的友邦。

但是，唯有伊朗這樣付諸宗教意識形態，用神棍方式在對抗與妥協之間左右搖擺地反美以的國家，反反覆覆地招致羞辱和毒打。而如果伊朗走不出這兩大陷阱，政府政策不能與訴求極端的宗教力量保持距離，以後只會招致更嚴厲的毒打。

其實無論是從文明歷史還是從國土面積、人口來看，伊朗都是一個有重要影響力的區域大國。如果對外政策得當，可以掙得到大國的全力支持，內部能注重經濟民生建設，增強經濟韌性和民眾支持，完全可以在區域內撐起反美反以的陣地。但是奈何革命後的伊朗政權忽略經濟民生問題，沉迷於嚴苛、保守的意識形態，對其它大國若即若離保持警惕，同時反美情緒又十分強烈，總是試圖主導中東地區秩序和輸出伊斯蘭革命，結果就是患了美國的病，卻沒有美國的命，只能處處被動挨打，活成一個政治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