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馬斯克（Elon Musk）因標誌性稅收與國內政策法案與特朗普公開決裂並於當地時間7月5日宣佈成立「美國黨」，雙方政治聯盟正式破裂。根據馬斯克設想，「美國黨」在初期戰略上借鑑「搖擺州」的選舉佈局，重點聚焦2至3個參議院席位及8至10個眾議院選區，力圖以少數關鍵席位在國會中形成「掣肘性力量」。儘管馬斯克擁有強大的資源和影響力（擁有近4000億美元淨資產並掌控5.86億月活躍用戶的社交平台X），但他仍將面臨制度壁壘、歷史阻力、政治孤立等多重阻力。

撰文：杜志遠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講師

美國各州關於選票准入的法律構成一套複雜、分散且普遍高門檻的體系。同時，一旦獲得國家級（或稱聯邦級）政黨地位，捐款將受到FEC的嚴格限制。這套體系在實質上極大地偏向於現有的兩大主要政黨，為新興政治力量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

美國選舉制度的關鍵在於其聯邦制特性：選舉管理（包括選票准入、選民登記、選舉日運作）主要在州和地方層面進行，而聯邦層面（通過FEC）主要負責監管涉及聯邦職位的競選資金。一是州級選票准入的嚴苛性。新政黨往往需提交大量簽名，並在多個選舉周期中取得一定比例的選票。例如在加州，需有約7.5萬選民登記為該黨成員，或收集110萬份簽名，之後還需維持註冊比例或在全州選舉中得票達2%（許多州規定一個政黨如果在上次州長或總統選舉中未能獲得一定比例的選票，就會失去「主要政黨」資格，必須重新收集簽名才能再次進入選票。這對表現不佳的小黨是持續打擊）。

二是成為「政治委員會」並註冊，獲得國家級政黨地位。州級政黨若要在聯邦選舉中籌資或開支，必須向FEC註冊為「政治委員會」並持續提交財務報告。但一旦獲得國家級政黨地位，捐款將受到FEC的嚴格限制（目前規定個人每年只能向州政黨捐款1萬美元，向國家政黨捐款最多為44,300美元）。

馬斯克若想保持影響力，也可以直接跳過「政治委員會」，繼續利用「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S）（注：政治委員會是受嚴格捐款限制、可直接支持候選人的「傳統玩家」；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則是利用法律漏洞、能無限額吸金但只能獨立花錢的「巨無霸」）。該形式允許他無限捐款，但必須與候選人或政黨保持「官方獨立」。但是，馬斯克似乎也沒有完全放棄共和黨。近日，他暗示將資助挑戰那些支持《大而美法案》的共和黨議員的初選對手。同時，他承諾支持投票反對該法案、正面臨特朗普支持的初選挑戰的肯塔基州眾議員馬西（Thomas Massie）。

美國的政治制度結構天生傾向於形成兩個主導政黨，要想給更多政黨創造現實機會，整個制度結構都需要被改變，從而克服「杜瓦傑定律」（Duverger's law）。自19世紀50年代美國內戰前夕形成民主黨與共和黨主導的兩黨格局以來，諸多第三黨派嘗試崛起，卻無一成功。

1912年，前總統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脱離共和黨，以進步黨候選人身份參選，贏得了27%的普選票和88張選舉人票，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三方候選人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嘗試。1992年，億萬富翁佩羅（Ross Perot）以無黨派身份參選總統，儘管贏得近19%的普選票，卻未獲得任何一張選舉人票。近年來，楊安澤（Andrew Yang）的「前進黨」雖然在理念和品牌上吸引了不少關注，但在選票獲取和組織建設方面依然步履維艱。

「第三黨」之所以總是失敗，這很大程度上與美國的選舉制度有關。美國實行的是「贏者通吃」的單議席選區制：得票最多者贏得議席，其餘人全盤出局（該現象被稱為「杜瓦傑定律」）。在這種制度下，最終只能有兩個主要政黨能獲得實質性權力。許多選民為了避免「浪費」選票，會在兩大政黨之間做出選擇，這進一步邊緣化了第三方候選人。

即使2016年特朗普雖以愛國民族主義言論打破政治常規，但他仍然是在共和黨內部運作並最終奪取黨權。此外，若馬斯克希望在各州推動聯邦層級候選人甚至總統候選人，他的新政黨必須應對複雜多變的各州選票資格規則，其中包括居住要求、簽名門檻等。此外，民主黨和共和黨幾乎可以肯定會對新政黨發起激烈反擊，包括在各州挑戰簽名資格等法律訴訟。

馬斯克計劃在2026年中期選舉中採取「以小博大」的策略，集中力量攻打少數關鍵選區以撼動國會格局，但是整體戰略尚不成熟且易遭「言行不一」質疑。馬斯克在X上表示，他計劃在2026年中期選舉中發力，借鑑古希臘將領伊帕米農達斯的戰術，集中火力攻克關鍵選區，意圖在2至3個參議院席位和8至10個眾議院選區取得突破，從而在國會重大立法中起到決定性作用。儘管他尚未明確鎖定具體選區，但這一策略顯然意在以小博大。

馬斯克推出的候選人即便難以勝選，也可能在關鍵搖擺州如北卡羅來納構成「攪局者」，通過分流選票對共和黨造成實質性衝擊，尤其在MAGA支持者熱情減弱的情況下，擾動效應將進一步放大。儘管近期民調（《華盛頓郵報》-益普索）顯示63%的受訪者反對該法案新增3萬億美元國債，馬斯克的立場看似與民意契合，但是這種反對目前尚未形成系統性的政黨綱領，更可能是出於情緒驅動。此外，馬斯克本人及其公司長期依賴聯邦政府合同支持，其將自己塑造成「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代表的做法，極易引發「言行不一」的質疑。

馬斯克在「背叛」共和黨的同時，也面臨着被原有陣營背叛和拋棄的風險。隨着共和黨內部加快推進「去馬斯克化」進程，他不僅會失去昔日盟友的支持，還可能被視為破壞黨內團結與選舉佈局的「變節者」，其政治影響力正遭到系統性邊緣化。儘管馬斯克本人的「鈔能力」很強，但兩大傳統政黨的籌款能力也很強。隨着馬斯克退出政府並與共和黨公開決裂，其在黨內的政治影響力明顯下滑，特朗普的盟友、風險投資家詹姆斯·菲什巴克（James Fishback）已宣佈成立一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以抗衡馬斯克的政治影響力，這種組織通常是總統候選人「金援」的重要來源。

7月6日特朗普的盟友、美國政府效率部前顧問詹姆斯·菲什巴克致信特斯拉董事會，敦促他們要求馬斯克澄清其政治野心。喬治城大學政治歷史學者漢斯·諾埃爾（Hans Noel）對此指出，籌款能力不僅源於財富，更依賴於與願意投票、捐款、動員的群眾建立聯繫，這種熱情和忠誠是金錢買不到的。

此外，作為「矽谷右翼三劍客」之一的馬斯克，與彼得·蒂爾（Peter Thiel）和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長期組成科技資本界關係密切的「鐵三角」聯盟。三人不僅同為「PayPal黑手黨」成員，擁有深厚的歷史淵源，也在商業層面保持合作關係（蒂爾與薩克斯均曾投資於馬斯克旗下的SpaceX）。

然而，作為另外兩位「劍客」，蒂爾（現任副總統萬斯的最大金主）與薩克斯（現任白宮人工智能與加密貨幣政策負責人）當前與特朗普政府關係密切，不僅在政策制定中擁有實質性影響力，也在政治利益格局中佔據關鍵位置——例如與蒂爾密切有關的Palantir公司和Anduril公司在特朗普政府國防領域扮演着核心角色（這兩家公司已幾乎鐵定成為耗資高達1610億至5420億美元的「金穹」導彈防禦系統項目的主要承包商）。若馬斯克創立「美國黨」的舉動觸及現有政治與經濟利益結構，或影響共和黨的未來戰略部署，這兩位昔日盟友很可能出於現實考量而加以掣肘，甚至轉向反對，從而對「美國黨」的推進構成實質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