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1月20日，特朗普身披「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光環，在多國首腦、科技巨頭、各界名流的簇擁下，二度入主白宮。回顧這一年，特朗普以極具衝擊性的方式，攪亂美國政治生態，破壞國際經貿秩序，顛覆全球治理體系，儼然化身「無敵破壞王」。
一年以來，美國經濟更是在爭議中前行。官方數據勾勒出增長與通脹並存的複雜圖景，但水面之下，產業分化、成本重構與政策博弈正在重塑每一個市場參與者的真實處境。這一年中，特朗普延續了第一任期標誌性的「美國優先」戰略，進一步在關稅、產業回流、地緣博弈等方面採取一系列強硬舉措。這些政策雖取得一定短期利益，卻未解決美國經濟結構性矛盾。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Paul Krugman）2026年1月11日發佈的最新長文。他指出，特朗普承諾的「經濟奇蹟」並未兌現，美國經濟正陷入「蔓延性萎靡」，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1. 就業十年最差：2025年新增就業創下除疫情期外的十年新低。新增崗位局限於醫療等領域，特朗普承諾重振的製造業反而流失了大量藍領崗位。

2. 體感極度冰冷：雖然失業率僅升至4.4%（主要因移民驅逐政策減少了勞動力供給），但企業因關稅政策的劇烈波動而凍結招聘，導致普通人「求職難」，長期失業人數激增。

3. 股市的假象：美股上漲主要由AI概念股（七巨頭）推動，且表現其實不如非美市場，無法掩蓋實體經濟的疲軟。

4. 核心癥結：關稅戰增加了製造業成本，且政策反覆無常帶來的「極度不確定性」才是扼殺經濟活力的元兇。

因此，儘管有AI熱潮和企業避稅手段作為緩衝，但「特朗普經濟學」正在傷害美國的中小企業和農業，美國經濟不僅沒有過熱，反而在變冷。

總體來看，2025年三季度，美國GDP環比增長4.3%，創兩年來最快增速。失業率總體平穩，2025年12月失業率進一步下降至4.4%；貿易逆差縮小，美國2025年10月貿易逆差降至294億美元，同比下降39%，為200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半導體、軍工等重點領域獲得大量資本流入，推動製造業投資局部增長；人工智能熱潮帶動納斯達克指數階段性上漲。

然而，短期的利好具有長期的隱患。首先，美國這種「鋸齒狀」增長軌跡，暴露了美國經濟對短期財政刺激的高度依賴。增長高峰與政府支出節奏高度吻合，一旦財政政策收緊或政治僵局出現，經濟動能便快速衰減。且，第四季度經濟增長預計將因聯邦政府「停擺」等因素明顯放緩，多家研究機構預計，2025年美國經濟增速將為2%或更低水平。

其中，製造業持續疲弱是2025年美國經濟結構性矛盾的集中體現。2025年12月，美國製造業PMI降至47.9，連續多月低於榮枯線。汽車、紡織等依賴進口原材料的行業產能收縮明顯。這不僅僅是周期波動，而是全球化產業鏈在關稅政策下的必然撕裂。依賴全球供應鏈的製造業部門首當其衝，成本飆升與供應鏈不確定性導致投資萎縮。

與此同時，企業負擔與民生困境同步加劇。關稅成本通過價格傳導轉嫁給企業與消費者。小型企業聯盟（Small Business Majority）進行的一項民調發現，由於特朗普關稅，一半的美國小企業主不得不提高產品價格，約五分之一的小企業主推遲了擴張計劃。

這也令2025年美國新增就業放緩至新冠疫情以來的最低水平，新增崗位多為低薪服務業，製造業回流創造的崗位遠未達到預期。與此同時，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基於美國人口普查局初步數據的分析，2025年1月至7月，超過120萬移民從美國勞動力市場流失。

失業率升高與新增就業放緩，其深層原因之一是勞動力供給側的劇烈收縮。移民政策收緊不是社會新聞，而是深刻的「供給側衝擊」。農業、建築、服務業等依賴移民的行業，正面臨永久性的勞動力成本重構。失業率升高與新增就業放緩，其深層原因之一是勞動力供給側的劇烈收縮。移民政策收緊不是社會新聞，而是深刻的「供給側衝擊」。農業、建築、服務業等依賴移民的行業，正面臨永久性的勞動力成本重構。

而近期社交媒體有關「美國斬殺線」的熱議凸顯美國民生困境，一場疾病、一次失業便可能引發現金流斷裂、信用破產，最終淪為流浪漢，這一現象深刻反映出美國民生保障體系的薄弱。

另外，債務危機風險逼近。2024，拜登的最後一年美債規模從34萬億美元增長到36.2萬億美元，全年增長2.2萬億美元。特朗普上台信誓旦旦的說，要降低美國財政赤字，提出2025-2026財政赤字壓降到3%。然而，今天的美債規模是38.5萬億美元。

特朗普第二任期上台一年整，美債規模增長了2.3萬億美元。特別是特朗普推動的《大而美法案》法案預計在未來10年使美國赤字增加約3.3萬億美元，並減少國家幾十年內的稅收收入。特朗普推行的製造業補貼、軍費擴張等支出大幅增加，進一步加劇債務危機風險，財政可持續性面臨嚴峻挑戰，長期或將制約財政靈活性並損傷美債信用。

總體來說，一年來，特朗普延續經濟民族主義路線，強力推動減稅、產業擴張與關稅壁壘政策。特朗普也善於通過短期激進措施換取政治支持。然而，這些政治承諾在一定程度上將經濟社會矛盾轉移，並未真正解決美國經濟深層的結構性問題，反而可能加劇貧富分化與社會對立。

他的得意之作——「大而美」法案，既反映了共和黨傳統經濟理念，更植入了個人經濟議程，使美國經濟產生了結構性改變，帶來了諸如貧富分化、債務飆升等負面影響。他最依仗的經濟武器——關稅大棒，深度體現了他推動「友岸外包」與去全球化、試圖鞏固本土產業鏈優勢的戰略導向。但這也造成了關稅成本激增、國內通脹壓力加劇、經濟增長可持續性變差的惡果。

此外，他強勢干預聯儲局運作，施壓降息以提振經濟，預計未來十年將新增3.3萬億美元財政赤字，長期來看將制約美國經濟抗風險能力。

特朗普用一年的時間，讓全世界看清了一個奉行經濟極度保守主義與極致利己主義的政客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