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國首度交鋒 回顧1954年日內瓦會議的中國外交|史海鉤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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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毛澤東領導中共於1949年成功建政後,雖然面臨歐美國家的封鎖或敵視,但做為一個擁有數億人口的大國,其影響力在客觀上本就不容忽視,因此自然具有參與擘劃國際重大事務的資格。倘使1950年伍修權前往聯合國總部控訴「美國武裝侵犯台灣」(朝鮮戰爭爆發後美軍進駐台灣)一事,是新中國首度躍上國際舞台申告自己必須維護領土與主權的主張,那麼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便是中國初次以五大國的身份,與美、蘇、英、法同場較勁,令全球見識中國如何施展大國外交的手段。

日內瓦會議的主題有兩項,一是朝鮮半島統一問題,另一則是法國與越盟在印度支那半島(中南半島)的戰事如何結束。這兩項議題牽涉的國家多,各國的目標又不盡相同,每項議題的任何改變又會牽涉亞洲地緣局勢的重大轉變,亞洲地緣局勢的轉變又會動搖冷戰風向,進而影響美蘇的威信和利益,因此在先天上既難磋談,更難取得圓滿成果,故中國一開始就實事求是地對會議結果訂下最低目標。

1954年日內瓦會議,周恩來(右二)與朝鮮外務相南日、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與越南外交部長范文同(自左至右)共同抵抗歐美對遠東的殖民干涉。(CORBIS)

1954年3月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通過周恩來提出的《關於日內瓦會議的估計及其準備工作的初步意見》,裏面清晰提到「我們應該採取積極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並加強外交和國際活動,以破壞美帝的封鎖禁運、擴軍備戰的政策,以促進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在日內瓦會議上,即使美國政府將用一切力量來破壞各種有利於和平事業的協議的達成,我們仍應盡一切努力,務期達成某些可以獲得一致意見和解決辦法的協議,甚至是臨時性的協議,以利於打開經過大國協商解決國際爭端的道路」。

周恩來深知日內瓦會議各方的利益糾葛太深又差異過大,因此率領代表團的他,認為應先求取中國的國際空間,再通過解決其他問題來逐步擴大實質利益。在啓程前夕,周恩來還特地召集所有代表團成員叮囑道:「儘管我們過去在國內談判有經驗,跟美國吵架有經驗,但那是野台子戲,那是無法無天,什麼也不怕,鬧翻了也就那麼回事,當然,我們談判還不是為了鬧翻。就是説,那時我們進行談判的範圍小,有什麼就談什麼。中國是一個大國,到日內瓦是參加一個正式的國際會議了,我們是登國際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戲,文戲中有武戲。但總歸是一個正規戲、舞台戲」。至於怎麼唱好這場舞台戲,便極度考驗着中國的外交藝術。

周恩來(中)在出席日內瓦會議之前,便謹慎地提出最低限度的政治目標,力求不使會議完全破裂。(新華社)

奉行「圍堵政策」的美國對日內瓦會議期待不多,深信唯有武力才能遏制共產主義的蔓延,因此對於朝鮮半島統一與中南半島停戰都不甚熱衷。美國主張在聯合國監督下,按照韓國憲法進行朝鮮半島選舉,統一之後各國再行撤軍。但此舉無異是由韓國併吞朝鮮實現統一,也未解決美國藉《美韓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所留駐的軍事勢力,朝鮮半島依舊是美國的保護國,故中國、蘇聯、朝鮮等國都表態反對。

周恩來指責聯合國已經是朝鮮戰爭的交戰方,怎能監督半島選舉?因此理當由中立國成立監督委員會,且外國軍隊必須全行撤離才能選舉,以免影響朝鮮人民的投票意向。但可惜的是,美國不願放下韓國這顆戰略棋子,因此始終堅持己見,最後導致談判破裂。即便是周恩來提出「關於恢復適當談判的時間和地點問題,將由有關國家另行商定」這樣最低限度的意見,不願讓日內瓦會議在朝鮮問題上一事無成、至少保留一扇恢復日後談判的大門,也不被美國與韓國接受。

至於印支戰事的問題,美國也不打算停戰,反而企圖藉此建立一個囊括法國、英國、澳洲、泰國、菲律賓的「東南亞公約組織」(SEATO)。但二戰後國力大衰的英法對此都興趣缺缺,不願把過多資源浪擲在遠東戰場,更怕多國出兵會再度逼使中國派軍助戰,導致再一場傷亡慘重的東南亞版朝鮮戰爭。且諷刺的是,美國雖然不願法軍撤出印支半島,但又不願自己出兵援法,只因聯合戰略計劃委員會早在1953年就估算過此舉需要20萬地面部隊、數十億美元、以及令後勤儲備枯竭,最後無力支持北約,故拒絕法國的請援卻又要求法國堅持,這就構成了雙方的矛盾。

因此周恩來敏鋭地注意拉攏法國以孤立美國,盡量讓法國與越南在重大問題上能儘快妥協,以免遭美國破壞。因此對於越南曾堅持的柬埔寨、老撾問題一併解決、以及立即實現統一,周恩來都根據實際情況與蘇聯、越南商討後做出了修正。同時,由於法國承擔着會議失敗內閣即要倒台的壓力,周恩來遂敦促越南與法國該互相讓步。

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上力促法國與越南各退一步相互妥協,以免橫遭美國介入破壞。此為法國總理孟戴斯(左)在協議達成後,欣喜地同周恩來握手。(AFP)

譬如越南懷有建立涵蓋老撾與柬埔寨在內的「印支聯邦」的心願,故越共派軍支援老撾與柬埔寨的反抗勢力,但對外則不承認有所干涉。周恩來就主張在老撾與柬埔寨問題上稍做讓步,並承諾撤退兩國中的所有外國軍隊,這樣越南的停戰問題才有機會談下去,蘇聯贊同此議,越南因而不得不也跟著同意。至於停戰線問題,在南方擁有廣大游擊區的越南自然希望愈南愈好,或是起碼得在北緯十四度。但周恩來知道主張北緯十八度的法國不可能贊同,因此力爭底線可設在北緯十七度即可。

周恩來勸法國總理孟戴斯(Pierre Mendès-France,1907─1982年)道「如果法方在原有立場上前進一步,越南是願以更大的一步來迎接法國的讓步的」。而眼見美國的援助仍屬鏡花水月,屢戰屢敗的法軍也無力在戰場上贏得任何談判籌碼,孟戴斯最後也只能同意周恩來的看法,正式承認越、柬、老三國的獨立並撤軍,與越南簽下協議。至此,日內瓦會議總算有了令人稱慶的結束。擔任會議主席的英國外相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1977年)就説道「周先生在會議中起了別人不能起的卓越作用。沒有您的努力,印度支那問題達成協議是不可想象的,説不定我們早已散會回家了」。

嚴格説來,日內瓦會議並未解決實質問題,朝鮮半島的分裂至今猶未結束,印支三國日後也因美國的干涉捲入更漫長的戰事,但至少在中國的穿針引線下,防止了再度爆發一場世界級熱戰的可能性,令衝突儘可能被壓縮在當地,從而替中國爭取了和平建設經濟的空間和時間,同時也讓野心勃勃的美軍在當地受挫,長期耗損美國的軍事與經濟實力。因此中國在這場大國交鋒中所展現出的博弈耐心與技巧,直到今天都仍值得參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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