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智庫・三|下注旋轉門 台灣在謀求什麼?

撰文:劉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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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台美關係比喻為長年連載的章回小説,則非官方的「第二軌」互動當為後期的要角,尤其是1979年中美簽訂《建交公報》後,台美曾經的官方高調互動逐步隱遁,外交舞台的演員亦漸次改頭換面,某些傳統菁英遺下的話語權柄,如今已是後繼有人。而在這批新面孔中,美國智庫的角色別具深意。

放眼台灣,美國智庫的影響槓桿,大體依賴兩個特殊支點,一是定期出產的智庫報告,二為明星化的智庫學者。前者彷佛對台「體檢報告」,屢以「權威」之姿佔據媒體與輿論版面,其內容或預測兩岸走向、或為台美互動提供建議,往往切合時事而發;後者則依託智庫影響力、媒體報導建立知名度,並在此過程中攫取頭銜與光環,例如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的亞洲事務資深顧問葛來儀(Bonnie S. Glaser)。

然而上述現象並非美國智庫單方籌謀而成,台灣政府亦是樂見其成,甚至不惜花費重金,反向求之。箇中關鍵,便在其掌握了台灣民意的親美傾向,以及藉助智庫所能贏取的政治紅利。

蔡英文接見華府智庫CSIS訪團,並與CSIS亞洲事務資深顧問葛來儀對談。(台灣總統府提供)

台美互動下的善意「送禮」

細究台灣政府對美國智庫的贊助圖譜,約可分為兩大類,一是長年固定贊助,二是目的性金援。前者往往針對頗有聲望的大型智庫,諸如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CSIS、美國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蘭德公司(Rand)等;後者則以2049計劃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為典型案例。

面對前述大型智庫,台灣一方的持續贊助未必能起到強烈遊説效果,但在眼下僅存不多的對美互動空間中,贊助權威智庫便多了點「送禮」意味,即投資未必見效,卻是禮尚往來、維持關係的必要。以布魯金斯學會為例,台灣政府自2004年起,便以「TECRO」(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名義年年贊助,金額多在25萬美元至49.9萬美元之間,是為該智庫贊助量級第四級,同級尚有挪威、瑞典、日本等外國政府單位。

蔡英文接見布魯金斯學會台灣講座卜睿哲(Richard Bush)。(中央社)

而在現實互動上,其亦與台灣維繫了某種特殊關係,不僅會與其他智庫合辦台灣總統訪華時的演講活動,前美國在台協會(AIT)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更自2002年起,擔任布魯金斯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至今,儼然台灣政學兩界的美國明星。

然由其出版報告觀之,布魯金斯學會並未表現強烈「挺台」立場,其雖與CSIS、美國進步中心(CAP)、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哈德遜研究所同於2020年遭另一智庫昆西(Quincy Institute)批評:長年接受台灣贊助卻未在個別涉台報告中披露,但布魯金斯學會其實亦曾於2018年遭《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抨擊,指其接受華為贊助,有親中嫌疑。

民進黨國際事務部副主任趙怡翔(右)於2019年引爆駐美爭議。(中央社)

而台灣與CSIS的互動模式亦同此類。由贊助規模觀之,台灣的投入金額高達50萬美元以上,乃是該智庫最高贊助量級,同級政府包括美國、日本與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與布魯金斯學會相比,CSIS除亦定期率團訪台並獲總統接見外,其亞洲事務資深顧問葛來儀更一度涉入台灣對美人事任命,即2019年的趙怡翔駐美爭議。

但儘管如此,CSIS的涉台報告仍是「美國利益」至上的思維,儘管當中偶有「惠台」建議,卻仍未全然喪失美國本位的底韻,以及作為權威智庫的專業性。

蔡英文接見華府智庫CSIS訪團,並與CSIS亞洲事務資深顧問葛來儀握手。(台灣總統府提供)

特殊目的下的「精準」贊助

然在上述案例外,台灣亦發展出「目的性金援」的互動模式,經典案例便是國防色彩極強的2049計劃研究所。在此智庫所披露的2016與2017兩年度受贊助金額中,台灣的貢獻佔比分別為30.4%、26.3%,堪為該智庫的主要贊助者。而追溯贊助的背後來源,分別是TECRO、台灣國防部、遠景基金會,三者加總的贊助金額雖不及台灣對CSIS年均50萬美元以上的投入,卻明顯帶有極強目的性。

首先,在2049計劃研究所的涉台報告中,極多都與鼓吹美國對台軍售相關,就連學者出席研討會,亦不忘藉機吹風。例如其研究員易思安(Ian Easton)便曾於2016年在研討會上聲稱,台灣自制潛艦需仰賴美國技術支持,但五角大廈卻對協助台灣自制潛艦的美國業者核發許可設下限制。

美國前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現任美國華府智庫「2049計劃研究所」主席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訪台演講。(多維新聞)

其二,2049計劃研究所與台灣國防部及官員合作等級極高。2017年其發表報告,呼籲美國加強對台銷售反制武器(Deterrence Weapons),此份報告作者便為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吳釗燮之子吳迪;2020年台灣國防部更與2049計劃研究所合作,編列13萬美元預算興辦「國家安全政策暨戰略高階教育班」,助台灣高階將領赴美進修。此類班次過往多由美國企業研究院(AEI)籌辦,然2016年民進黨上台後,其有意在對美軍事合作上與國民黨有所區別,便逐步轉向與2049計劃研究所親近。

美國記者羅金(Josh Rogin)亦於2021年撰文爆料,美國前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於2016年底與蔡英文的通話,乃是前國防部官員、時任2049計劃研究所主席的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牽線。根據台灣外交部所述,此前薛瑞福於美國國防部任職期間,亦協助促成M1A2戰車及F-16V戰機等多項重大軍售案。

特朗普和蔡英文通話,曾引發風波。(中央社)

滾滾金流既為外交 也為內政

而無論是 「送禮模式」,抑或 「精準投入」,台灣對美國智庫的總贊助額所費不貲。根據國際政策中心(CIP)於2020年出版的《美國智庫外來贊助》報告披露,於2014年至2018年間,台灣在全球境外資金對全美排名前50大智庫的贊助行列中,排名第15,金額達325萬美元,甚至多過歐盟執委會與美洲開發銀行。

如此投資究竟為台灣換得何種好處?

首先,由執政黨立場觀之,在普遍親美的台灣社會中,但凡有美國智庫報告與學者「提及台灣」,便已是政府極佳的大內宣材料。以2049計劃研究所的薛瑞福為例,其在研討會上所説「台灣是現代亞洲的富爾達缺口,戰略地位極佳」等空話,便能在第一時間躍上媒體版面,令讀者產生「美國官方全力挺台」的印象。諸如此類案例,多不勝數。

台灣前總統馬英九於2014年3月25日在總統府接見前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前左)及「2049計劃研究所」訪團。(中央社)

長年以來,台灣多數媒體在形塑美國智庫形象、描繪智庫學者的明星臉譜時,往往難以戒除渲染「台灣國際地位大提升」的加工,畢竟如此舉措既可滿足社會想象,為己身創造點擊流量,更能為政府的「外交成績單」添墨加彩。

而除卻大內宣,與2049計劃研究所的一系列軍售相關遊説合作,則會替台灣招來自欺欺人外的另一種風險:引發台海動盪。中美關係於特朗普執政後期陷入谷底,光是2020年,特朗普便籤署了6份對台軍售法案,「刺蝟島」等計劃更是傳得滿城風雨,兩岸緊張程度宛如1996年飛彈危機再現,中美衝突的陰影更在台海上空盤旋,故而方有昆西發難。

在2020年6月的報告中,智庫昆西直指某些同行「長年接受台灣政府贊助,卻極少於政策報告中披露」,並呼籲各美國智庫應維持一定自主性,勿讓政治贊助全然凌駕於專業判斷之上。上述報告雖未提及牽涉對台軍售的2049計劃研究所,但警惕意味不言而喻。

台陸委會委託「中華民國高等政策研究協會」舉辦「當前中國大陸發展與治理問題」國際研討會。圖為前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2049計劃研究所首席執行官薛瑞福。(多維新聞)

平心而論,政府贊助智庫乃是常態,然而台灣的舉措在日漸險峻的現實發展前,只是盡顯粉飾太平的欲蓋彌彰。特朗普任內頻繁對台軍售,但台海安寧不如以往,軍工複合體倒是賺了滿手鈔票;而藉美內宣上癮後,台灣政府便屢以此法換取民眾短暫集體高潮,好模糊治理積弊,同時遮掩台灣僅是美國棋子、而非戰略伙伴的現實。

到頭來,從學者到智庫報告,台灣雖耗費錢財,卻更像花錢買數據工人,用人造流量為選票服務,用流水銀子換取危險武裝。在逃避現實後的自我催眠中,台灣的智庫贊助路,走得甘之如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