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胎權案引發政治海嘯 美國的民主倒退將在各國陸續上演

撰文:杭子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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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時間6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公布判決書,正式推翻1973年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判例。

由於女性墮胎權力和持槍自由一樣,在美國是一項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極具撕裂的敏感話題,事涉公民權力、聯邦制度、憲法法律、宗教因素與選舉政治等領域,這一判決猶如在「美國社會潑了一鍋滾燙的熱油」,有評論認為「這將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將會深度影響美國政治和社會。」

根據支持婦女選擇權的研究機構Guttmacher統計,美國現在已經有22個州有現成的法律或修正案支持禁止墮胎,另外還有四個州可能加入這個行列,這一裁決通過後,往後就意味着有將近一半的州廣泛地禁止墮胎,而另一半對此則持支持態度。

保守派大法官們在多數意見中表示,羅訴韋德案(美國憲法保護婦女墮胎權力)必須被推翻的理由是,美國憲法中並沒有提及墮胎,任何憲法條款都沒有隱含地保護這種權利,包括第十四修正案的正當程序條款。所以該案判決從一開始就大錯特錯,整個判決的推理也異常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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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法官們認為,應當依據憲法,將是否允許墮胎的決定權交給各州議會自己決定。

法院的3位自由派大法官則在他們的異議最後頗具情緒化地強調:「我們心懷悲痛,不僅為了美國高院,更是為了上百萬今日失去一項根本憲法保護的美國女性——我們提出異議。」

和49年前通過羅訴韋德案法案時,人們聽到的政治與法律術語幾乎一模一樣,聽起來好像都是為了維護美國憲法,為了美國利益與女性權力,但是經歷前後近半個世紀,卻走上了一條在法律與意識形態層面,與當年完全背反的不同道路。

美國最高法院6月24日推翻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中奠定維護的女性墮胎權,大批支持墮胎的民眾在法院外示威。(AP)

人們當然清楚這背後的政黨政治與選舉爭奪。

事實上美國兩大政黨在近幾十年中,對於墮胎問題正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分歧。

在1970年時,國會中共和黨人投票反對墮胎的比例與民主黨人大致相同。情況在1972年出現轉變,共和黨的尼克遜(Richard Nixon)在總統選舉中以反墮胎立場來吸引天主教選民和其他社會保守派的選票,他成功當選後,共和黨人開始在國會使用同樣的策略,並與傳道組織圍繞反對墮胎立場建立聯盟,之後的列根總統(Ronald Reagan)在上任後也任用了反墮胎的大法官。

隨着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上台,他聲稱要致力於推翻「羅訴韋德案」,各州的共和黨立法者開始加大對於墮胎的限制,這也導致墮胎權支持者開始嘗試放寬墮胎限制。

卡內基梅隆大學的格雷格·亞當斯教授指出,各黨派的精英群體對墮胎的立場越來越清晰明顯,而在大眾層面,人們更加容易根據自己對於墮胎的態度改變政黨立場。精英層面的變化影響了大眾層面的反應,具體是通過媒體把和墮胎相關的利益集團與政黨的聯繫進行報道,逐漸體現出民主黨與支持墮胎一派的關係、以及共和黨與反對墮胎、支持生命權派的關係,將墮胎問題從一個公共問題轉變為今天這種黨派極化的政治問題。

如今枱面上的政治人物也決不會放過這樣的機會。部分民主黨人希望此次最高法院對於墮胎權保障的否定,會使各州的墮胎權支持者投票給民主黨派的候選人,讓一些本來立場搖擺不定或者傾向於共和黨的選民為了保證墮胎權而支持民主黨。共和黨也不失時機挖掘這起判案的選舉潛力,並將之解釋為符合本黨派立場的法律與權力訴求。

美國總統拜登隨即發表全國講話,痛斥「今天對美國、對美國高院都是悲傷的一天」。同時強調,造成今天這一局面的原因,正是特朗普任期內提名的三名保守派大法官。拜登呼籲,選民們應當挺身而出,在今年秋天推舉更多的民主黨議員。

司法部長加蘭(Merrick Garland)則明確表示,美國司法部強烈反對美國高院的決定,這一決定對美國的生殖自由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它將對全國人民的生活產生直接且不可逆轉的影響。加蘭也提醒該部門反對民眾對高院展開暴力抗議。

美國各地都有民眾上街抗議最高法院的決定。圖片攝於佐治亞州。(AP)

據媒體報道,拜登政府將推出多項跨部門政策確保女性墮胎權,其中衛生和公共服務部將確保女性獲得藥物性流產的保護,司法部將保護婦女前往其他州進行墮胎的權利。民主黨控制的加州、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也發表三州聯合聲明,強調捍衛墮胎權力,並將對其他州輾轉而來的醫生和患者提供保護。

在共和黨一邊,前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第一時間發表聲明,稱這一判決是美國人「生活的嶄新開始」。彭斯表示,通過將墮胎問題交還給各州和人民,最高法院糾正了一個歷史性的錯誤。德州總檢察帕克斯頓(Ken Paxton)同樣在24日宣佈,強調根據現存法律,從此時此刻開始,墮胎在該州已經是非法行為。

從一般政治民主與公民權力的層面,美國最高法院的這起判決,屬於典型的民主倒退,在本質上是政黨政治與社會意識形態(包括宗教因素)角力的產物。

不過,因為很多國家都面臨人口增長壓力,而主權國家的實力較量與利益爭奪很大程度又建立在人口基數之上,長期看,有很大可能,這種禁止墮胎的法律或政治決定,以後會在更多國家陸續上演。雖然其他國家的出發點和美國為了選舉政治的初始動因不同,但不同的邏輯起點,最終可能都會走上相似的終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