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倒戈(一):埃爾多安或許「背叛」普京 卻沒有背叛歷史

撰文:劉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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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土耳其一系列動作,被外界解讀為對俄羅斯的「背叛」。

首先是7月8日釋放「亞速營」(Azov battalion)5名指揮官。其來歷乃是2022年土耳其斡旋俄烏換囚時,俄方釋出的高級別戰俘,當中甚至包括「亞速營」正副團長。彼時俄方要求,有鑑於「亞速營」身分特殊,這5名指揮官必須待在土耳其,直到俄烏戰爭結束方能返回烏克蘭,而土耳其也對此予以保證。沒想到1年不到,土方便突然放人,俄羅斯顯然有些措手不及,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便表示,俄羅斯對此並不知情,「沒有人通知我們這件事」。

接著是將在7月17日到期的《黑海糧食協議》,由於俄方表示不願續約,協議面臨失效。但據烏克蘭一方透露,土耳其已承諾,即便俄方不願續約,土國也會派遣海軍,護送烏克蘭糧食船隻安全通行,免受俄軍攻擊。對此消息,土耳其並未出面澄清,顯然也是想力保協議存續,即便俄羅斯反對。

埃爾多安晤澤連斯基。(Reuters)

再來是外界討論最多的「開放瑞典加入北約」。7月10日北約峰會召開前夕,原本將「瑞典入約」與「土耳其入歐盟」相掛勾的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忽然鬆口,同意將瑞典入約議定書提交土國議會批准。雖說批准流程與日期仍有變數,但埃爾多安如此表態已是一大進展,外界因此普遍解讀:瑞典入約只是時間問題。

平心而論,上述舉措反映土耳其確實有意再平衡對美關係,並為此犧牲部分俄羅斯利益,故有不少輿論為此抨擊土耳其「背叛俄羅斯」。但批評者不妨捫心自問,在弱肉強食的國際關係中,究竟有多少國家能為他國利益而活?如果俄羅斯也為美國、乃至烏克蘭國家利益而活,又怎會有今日的俄烏戰爭?

歸根結柢,部分批評土耳其者更多是從俄烏戰爭爆發後,土耳其等諸多亞非拉國家未參與對俄制裁的現實,想像出了某種土俄歐亞大聯合、共抗邪惡歐美的國際關係舞台劇,卻發現土耳其所為不符構想,因而生出「背叛」批評。但事實上細究土耳其與俄羅斯的關係,兩國互動不僅受到地緣政治束縛,也受國際局勢牽引,即便土耳其近年逐漸「向東看」,也緩和了同俄羅斯的互動,卻不代表兩國能顛覆既有權力結構,從各取所需走向兄弟之邦。

2023年7月10 日,北約峰會前夕,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Tayyip Erdogan)、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及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Ulf Kristersson),在立陶宛維爾紐斯舉行會議。(Reuters)

俄土關係的三階段模式

觀察18世紀以降的兩國互動,1768年至1874年第六次俄土戰爭結束後,俄羅斯帝國在黑海北岸建立了勢力範圍,與奧斯曼土耳其的對峙來到新高峰。從俄羅斯的視角來看,其首要目標是控制博斯普魯斯海峽與達達尼爾海峽,好讓海軍暢通無阻駛入地中海,為達此目標,俄羅斯必須適時與其他歐洲列強合作;但從奧斯曼土耳其的立場出發,其一來要阻止俄羅斯佔領海峽,二來要抵禦歐洲列強的瓜分力道,故只能在歐洲與俄羅斯間反覆結盟、交戰。簡言之,俄土關係不僅受兩國的地緣博弈牽引,也與國際政治息息相關。

由此脈絡出發,可以發現18世紀後的俄土關係,在不同國際局勢變換下,出現了三階段互動模式:第一,歐陸列強形成均勢下,互相敵視的兩國迅速變換盟友,時而交戰時而緩和,以推進各自的戰略目標;第二,在俄羅斯成為多方公認的危脅下,土耳其倒向歐洲列強,求取生存;第三,俄羅斯戰略重心移轉下,土耳其與俄羅斯降低對峙,緩和關係,甚至進行合作。

第一種模式,最明顯的便是1798年至1841年。在此期間,奧斯曼土耳其為避免自身解體,經歷了對俄結盟、保持中立、對俄交戰三種情境;而俄羅斯雖希望控制海峽,卻也沒有實現這一目標的一致政策。例如,1798年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入侵埃及後,奧斯曼帝國為抵禦法國進逼,選擇與俄羅斯簽署協議,約定彼此在受到第三國(即法國)攻擊時進行軍事合作。然而1806年局勢有所和緩後,奧斯曼便與法國進行談判,俄羅斯也聯合英國於1807年企圖佔領海峽,並在行動功敗垂成後,轉與法國進行談判。但拿破崙評估,一旦俄羅斯成功佔領海峽、進攻奧斯曼,奧地利將成為巴爾幹秩序崩潰的直接受益者,故法俄最終沒能結成實質同盟。

2023年7月10 日,北約峰會前夕,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Tayyip Erdogan)、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Ulf Kristersson)和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在立陶宛維爾紐斯舉行會議。(Reuters)

類似案例多不勝數,包括1809年,奧斯曼為牽制俄羅斯爭奪摩爾達維亞、瓦拉幾亞,選擇與英國結盟;1812年拿破崙進攻俄羅斯,沙皇被迫同意奧斯曼開出的勢力範圍要求,換取後者退出拿破崙戰爭;1825年奧斯曼任命的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Mehmet Ali)率軍登陸希臘、鎮壓叛亂,引發英法俄三國艦隊聯合干涉;1833年,穆罕默德·阿里在法國支持下進入敘利亞,遭到背刺的奧斯曼遂轉向俄羅斯求援,1840年英俄普奧便聯合圍擊法國,穆罕默德·阿里終於撤回埃及。

第二種模式,最明顯的便是1841年至1878年。此一時期,由於俄羅斯實力大幅成長,英國成了歐洲反俄羅斯聯盟的領導人;而在英國庇護下,奧斯曼帝國作為反俄盟友,獲得了生存的戰略機遇。例如1853年爆發的克里米亞戰爭,奧斯曼海軍雖在黑海南岸敗於俄軍,但英法隨後於1854年派遣艦隊進入黑海,1856年戰爭結束在俄羅斯的讓步中,奧斯曼獲得了21年的平靜期,直到1877年巴爾幹在俄羅斯支持下再度叛亂,奧斯曼土耳其才對俄宣戰。

雖說此次土軍同樣不敵俄軍,但俄羅斯再度面臨外交孤立的困境,英國依舊反對任何允許俄羅斯接管海峽的解決方案,甚至不惜派遣軍艦穿越達達尼爾海峽駛向伊斯坦布爾,展現準備動武的決心。最終德國出面調停,各方簽署《柏林條約》,藉由將英國、奧匈帝國引入巴爾幹地區,阻止了俄羅斯的獨大。

第三種模式,則由1878年柏林會議持續至1914年一戰爆發。此一時期,奧斯曼土耳其面臨來自英法的裂解壓力,俄羅斯則因為大戰創傷,放棄了佔領海峽的長期目標,並且逐漸轉向遠東,土俄都不再視彼此為首要威脅,維持了36年的緩和期。當然期間雙方仍有摩擦,例如俄羅斯便持續支持高加索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間接導致奧斯曼土耳其在1915年發動針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但整體來說,這一時期的土俄關係未有此前的兵戎相見,更多是得益於俄羅斯的戰略轉向。

據土耳其官員指,澤連斯基2023年7月7日會到訪土耳其,會晤總統埃爾多安。圖為澤連斯基7月7日赴土耳其前先訪問捷克(Reuters)

「背叛」的本質就是再平衡

綜上所述,由於土耳其與俄羅斯的勢力範圍犬牙交錯,又與西方列強形成複雜權力結構,即便雙方關係有所緩和,也往往是合作中帶著摩擦。

1914年一戰爆發後,奧斯曼土耳其未能免於戰火,並與沙皇俄國再度短兵相接,嘗到了慘痛敗績,俄軍一度在1916年佔領安納托利亞東部,但在不久後就因1917年革命退出戰場;奧斯曼土耳其雖暫得喘息,卻也在戰後被迫解體。觀察此後土耳其共和國與蘇聯、乃至俄羅斯聯邦的互動,不難看出歷史重演的既視感。

首先是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約,至1991年蘇聯解體。這段時期的俄土互動,便與1841年至1878年極為類似,也就是英國成為反俄聯盟領導、奧斯曼壓力緩解的「第二種模式」;只是這一時期的反俄領導已經不是歐洲國家,而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國,而土耳其作為反蘇前線,必須仰仗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庇護,才能抵抗蘇聯的軍事壓力,包括索求安納托利亞東部領土與要求通過海峽。

圖為2022年6月29日,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右)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左)於西班牙馬德里北約峰會上會面。(Reuters)

當然,這一期間兩國並非沒有緩和機會。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後,美蘇關係有所緩和,土耳其則與美國在1964年因塞浦路斯問題爆發齟齬,土耳其開始嘗試與蘇聯發展關係,並在1967年獲得第一批用於發展工業項目的蘇聯信貸。但不久之後蘇聯入侵阿富汗、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美國又開始重視土耳其的戰略角色,土耳其也擔憂蘇聯入侵阿富汗後,下一個就是自己,故美土雙方最終又在反蘇立場上取得共識。

而1991年冷戰結束後至今,俄土關係則可以看到1878年至1914年的「第三種模式」重演,即雙方無意在核心勢力範圍上高強度對峙,進入了相互合作的緩和期。其中最顯著的便是俄土貿易量的持續成長,尤其是俄羅斯對土耳其的天然氣出口。2012年俄羅斯更是成為土耳其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年貿易總額達333億美元,佔貿易總額的8.6%(僅次於德國的9.8%)。

在此期間土耳其與西方的分歧進一步加深,包括加入歐盟持續受阻、美國在敘利亞扶植庫爾德武裝等,都讓土耳其開始了「向東看」的戰略調整,例如自2016年起三度進軍敘利亞北部。而雖說土軍在敘北一度與俄軍交火,但雙方最終仍是形成了共生的均衡,土耳其也參與俄羅斯主導的阿斯塔納和平進程,協調敘北秩序。2017年9月,土耳其更是不顧美國反對,悍然對俄採購S‑400導彈防禦系統,導致自己被排除在第五代F‑35戰鬥機的聯合生產和採購名單外,美國國會隨後也拒絕為土耳其F‑16進行升級。

當然,這一時期的俄土關係也並非毫無摩擦,例如2014年土耳其就表態反對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2015年更發生土耳其擊落俄羅斯SU‑24戰機的衝突,導致俄羅斯一度對土耳其祭出蔬果出口制裁。但也可以發現,這一時期的俄土摩擦都不能逆轉兩國關係的和穩遞進,關鍵原因或許是雙方都避開了圍繞海峽勢力範圍的陳年致命爭議,所以俄土關係的緩和局面未受影響。

圖為2023年5月14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在伊斯坦堡投票。(Reuters)

如此說法,可以從土耳其的一個舉動看出端倪:2022年2月24日俄烏戰爭爆發後,土耳其火速援引《蒙特勒公約》,在27日對俄關閉海峽,明顯是擔憂俄羅斯趁機擴大在黑海的軍事存在、影響土耳其安全。由這一動作來看,源自歷史的焦慮依舊隱隱作痛,且是俄土關係的重要命門;但換言之,只要避免觸動這一導火索,俄土關係都有機會維持1878年至1914年的緩和狀態。

再聚焦今日人稱「背叛」的俄土互動,土耳其所為其實意在平衡對美關係,包括以開放瑞典入約,換取美國在F‑16的升級採購上開綠燈,以及爭取西方投資,來緩和土耳其的通脹危機。但這不代表俄土關係將重回1841年至1878年、1952年至1991年的高強度陣營對峙狀態,一來如今的俄羅斯已沒有沙俄、蘇聯時期的軍事實力,二來美國與歐洲也已不如1952年土耳其剛加入北約時勢大,能嚴格規範盟友行動,否則土耳其就不會在2017年對俄採購S‑400導彈防禦系統,也不敢在2022年至2023年抵制芬蘭、瑞典入約,並以此對美要價。

換言之,如果不是土耳其此前「過於親俄」,就不會有如今的「再親美」,而被外界視作「倒戈」的再平衡策略,其實本來就是土耳其歷史上的外交常態,差別只是俄羅斯扮演了什麼角色。而作為俄羅斯總統的普京不可能對此一無所知,否則就不會在2022年5月土耳其表示抵制芬蘭、瑞典加入北約時,便公開表態稱「俄羅斯對於兩國加入北約沒有意見」,原因除了避免外界炒作「戰線北擴」外,也顯然是評估土耳其遲早會讓步,所以對於埃爾多安的抵制不抱希望。

聚焦當下,此次「再平衡」過後,俄土還是會就可合作議題進行協作,例如協調敘北秩序,但這不代表兩國就是戰略同盟,能在所有議題上同氣連枝;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雖不是埃爾多安第一次「背叛」普京、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卻不意味俄土關係即將嚴重惡化。觀察當下國際局勢、俄羅斯的戰略重心安排,在可見未來內,俄土還是有極大機率能維持和緩互動的「第三種模式」,在摩擦中尋求合作,在合作中持續算計。即便再有「背叛」,也大抵會是普京可以容忍、埃爾多安也能控制的「背叛」。

從歷史視角來看,土耳其與俄羅斯的互動受到哪兩個因素牽引?

雙方的地緣政治議程、周遭的大國互動。

土耳其同意瑞典加入北約、釋放瓦格納指揮官,凸顯什麼考量?

要再平衡對美關係。